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论中晚唐文学功能观的转变对晚唐五代词体成熟的推进

本文从中晚唐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的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发掘其对晚唐五代词创作的繁荣和词体成熟产生的推进作用。元白诗派的诗歌分类意识、娱乐功能观和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创作观，作为词体文体特征的形成背景，是本文论析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