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意志:谈《文心雕龙·史传》的传记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实录无隐”“按实而书”的撰史要求,强调史传叙事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受儒学正统尊经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家与文论批评家认为“真”与“善”同构,“求真”是以“求善”为内核的伦理道德行为。刘勰提出“依经树则”“尊贤隐讳”等撰史要求,在“求真”与“意志”之间构成了历史真实与伦理真实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既源于刘勰对历史传记“彰善瘅恶”作用的认识,也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势阶层休戚相关。“求真”与“求善”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历史叙事空间,是我们立足当前理论语境的努力方向。

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跨语际之辨

国内外学者对刘勰古典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签的界定莫衷一是。为此,将刘勰古典主义者文化身份问题置于海外汉学视域下加以整体观照,通过中西文论的双向阐释,对刘勰古典主义思想中的“文用之辨”“古今之辨”和“奇正之辨”深入剖析,辨驳海外汉学视域中有关“刘勰是不彻底的古典主义者”“刘勰的古典主义是一种文学退化历史观”以及“刘勰对待《楚辞》的态度偏离儒家正统文学观”等观点。在中西文论的互通与互识之中,解构刘勰古典主义者的文化身份,为系统识解刘勰古典主义思想的内在机理、促进中西文论的生成性比较与对话提供借鉴。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裁衣之喻:《文心雕龙》论文的语言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了大量的“裁衣之喻”。纺织制衣时描绘用料、剪裁、缝合等语言被刘勰用于评论文章,这反映了古人的形象思维,即注意到匠人制衣与作家为文的相似性。“裁衣之喻”体现了古代纺织技艺的生产经验向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的典型呈现。刘勰“裁衣之喻”的语言特色,建立在其“宗经”的思想观念之上并自成体系,一以贯之。

刘勰折衷法中“中”论思维的观澜索源

刘勰的文论体系体大虑周,这得益于他“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论文方法。“折衷”的思维方法中渗透的“中”论思维是中国哲学、文学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命题,自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诞生以来“中”的思维就开始存在于人类社会中,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中”论思维被运用到政治领域,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周易》《尚书》中体现出以“中”为核心的哲学思维,注重对“度”的把握;进入文学自觉的时期后,“中”论思维进入到文学、道德、治学等多个领域,随着儒释道玄等学说的发展,“中”论思维得到补充和发展,成为文学理论领域的方法论。处在这一时期的刘勰受到多方思想的影响,促使其在文学争论中形成了“执正驭奇”的折衷思维。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从“风骨”理论的矛盾与自洽考刘勰之文质观念

“风骨”本是对文章雄健有力、刚正不屈风格的概括,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高阶评语。刘勰《风骨》篇所论“风骨”却将风与骨分开阐述,骨属外、风属内,与汉魏风骨重“骨”正好相反。骨是言辞,风是情志,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了文与质的概念,刘勰将“风骨”与文采对立,认为风骨应该与文采结合才能呈现出精致流利的美文,这正是刘勰“风骨”理论的矛盾与自洽之处,透过这一现象可看到他所崇尚的是“先质后文”的文质观念。刘勰的宗经师圣倾向使他更在意文章所载之道,然而在六朝崇尚华丽文风的时代,其文质观也必然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因此,不免要强调文的重要性。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异域思想本土化和宗教思想审美化——以陶渊明、谢灵运、刘勰为中心的考察

六朝文人对佛教的接受,包括正向和反向两个维度,即以同情、采纳为主和以反对、排斥为主。陶渊明对于佛教世界观的根基,便持否定的态度,他对佛家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异于佛家的解答,对所处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做出了独特贡献。谢灵运、刘勰则是佛教的信仰者,他们吸收了佛学的思想资源,把佛学的有用成分转化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思维之中,对六朝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刘勰的乐府观及其乐府学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是一篇系统全面论述乐府诗的论著,文中明确了乐府诗的定义和界限范围,论述了乐府诗的音乐属性和“诗”“乐”一体两面的形态特征等问题,集中体现了刘勰推尊雅乐而贬抑俗曲、强调“诗”“乐”一体而以“诗”为本的乐府观念。刘勰《乐府》篇首次为“乐府”定义、正名,开乐府诗综合研究之先河,对后代乐府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对张怀瓘的影响——以《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的比较为中心

唐代集大成的书论家张怀瓘,对于唐代书论体系的建立厥功至伟。张怀瓘书论体系的建立主要受前代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其中主要来自齐梁之际以体系完备著称于世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对比《书断序》与《文心雕龙·序志》可发现,二者在创作动机、体系建构、评论方法、论述逻辑、语言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刘勰“隐秀”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的契合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隐秀》篇是全书唯一残篇,其中蕴含的文艺思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寓言作为《庄子》文章的一大特色,内容极为丰富,却历来被作为文学史边缘学科,历代文论家也不曾对其展开专题论说。从哲学基础看,道家之“道”与“自然”及衍生出的辩证思想、“言意之辨”为刘勰提供了养料。从意蕴层面看,“隐”为“隐秀”与“寓言思维”相通处,“秀”为刘勰的理论与庄子的寓言实践共有的创作特点。从艺术风格看,以“自然”为基生发出的素朴与华丽,二者异中有同。对刘勰《隐秀》篇文艺观与庄子寓言思维内涵的互通性作比较阐释,是对刘勰“道心”隐微的开掘,也是打开残篇“隐秀”文学创作理想和庄子寓言文艺思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文心雕龙》总论中的美育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总论包含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文章,不仅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艺观点、论文主张,而且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美育思想,概而言之,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以儒家征圣宗经思想为美育指导思想;二是以文学教化功能为美育具体形式;三是以天人合一境界为美育理想境界。这些思想既对审美创造、审美鉴赏以及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建设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还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美育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感物诗学:一个新的诗学类别的诞生

中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关于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理论,虽然这些诗学理论属于同一类别,但至今尚未得到命名和理论总结。本文将其命名为感物诗学,并定义为一种探讨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类别,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为了确定感物诗学的类别范围,必须了解导致这种诗学类别内部差异的变量及其边界所在。因此,本文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对里尔克的物诗诗学、刘勰的心物交融诗学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客体方面,里尔克十分强调剔除客体的偶然性,仅留下必然性,并由此暴露客体的本质,凸显客体的存在性,而刘勰和王国维的诗学并不着意分辨这种偶然性,刘勰十分注重偶然性对物象的作用,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更是着意将诗人主体性加诸客体,使其增加偶然性,即使是他所说的较客观的“无我之境”,也不会着意剔除偶然性;在主体方面,里尔克物诗诗学是眼睛的诗学,而刘勰与王国维的诗学则以心为根本感知器官。四种诗学在主客体上的不同思想都指向了不同的主客观程度,并因此指向了不同的主客体在场地位:里尔克物诗诗学强调凸显客体的本质,用较为客观的眼睛感物,因而是极度客观的感物诗学,里尔克物诗中诗歌主体基本没有在场地位;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虽然“以物观物”较为客观,但是仍旧有“我”的存在,因此是客观程度不及里尔克的客观感物诗学,“无我之境”对应的诗歌中客体处于在场地位;刘勰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对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要求,因而是较为折衷而偏向主观的感物诗学,而其对应的诗歌中主体处于在场地位;“有我之境”强调以我观物,凸显主体的在场地位,因而是极度主观的感物诗学。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四种诗学的理论差异根源在于主客体在场地位的不同。主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主观,而客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客观。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建立了感物诗学数轴,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诗学类别的内部差异和类别范围,并正式确立了感物诗学的诞生。

文质论的两种形式与刘勰的立文之道

在早期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汉儒偏重观察文质的历时意义,将文质应用于政治,打造文质循环、损益救弊之说,以质为先,长期影响着文质论的表述形式。魏晋之际,二元思维在玄学清谈和佛教义解中出现新变。佛经翻译使形而上的文质论和形而下的翻译行动发生联结,揭示出以旧文质观观照文学的问题所在,使文质在共时层面的和谐成为当务之急。在《文心雕龙》中,文质论历时、共时两种形式交融。刘勰更加明晰了文、质两端与“情”在共时层面的联系,以“情文”为“立文之道”,并从质体文用的角度,提出了对“情”的价值判断,在肯定文华的同时折衷了质派,丰富了文学文质论的内涵。

《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問題新探

關於《梁書·劉勰傳》所載“家貧不婚娶”問題,已有不少學者發表過頗有見地的意見。不過,如果重新細緻地研讀《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一段文字,並聯繫相關史料,類比旁推,似尚有值得進一步辨析、闡釋之餘地。譬如,從文義關係的角度出發,將《梁書·劉勰傳》所載劉勰“家貧不婚娶”一事與前後文句聯繫起來,或可得出新的認識——“家貧”問題與“勰早孤”相關聯;“不婚娶”以及“依沙門僧祐”問題則跟“篤志好學”一句相呼應,並最終落實於“遂博通經論”這一結果上。如此闡釋,“篤志好學”之説與“遂博通經論”之間,方顯得義脈貫暢,而“家貧不婚娶”問題亦可得更爲合理之解釋。

通变与通-变:《文心雕龙·通变》篇观念阐释

《文心雕龙》“通变”说与《易·系辞传》“通变”观的关系,关乎对“通变”说的内涵理解和评价问题。文章史视域中的“通变”展现为宗经与“酌于新声”的矛盾,背后则体现了文章演化的历史悖论:文化的昌明基于时代的文化需求动力,而文章制作需要“酌于新声”、合于时宜才能通变可久;然“酌于新声”、合于时宜则易导致讹变流弊的倾向。文章制作要达乎时宜;“时”体现了时代需要,“宜”体现了理之当然——既包括基于对文章规则的认同而自觉遵循的规范,又蕴含着主体的审美理想。《文心雕龙》“通变”说的历史维度和“时宜”追求,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转换和价值创造问题,而其所主张的“通变”意识,以构建主体的精神能力为朝向,为上述问题在实践之域的解决提供了人格担保。

《文心雕龙·原道》篇之义蕴探微

历来对《原道》篇中“道”的内涵的解读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但仅仅将之归于一家之说的见解都是有失片面的。结合《文心雕龙》全书去细究刘勰的思想,其所说之“道”应更近于魏晋玄学兴起以来所形成的融合儒道于一家的新“易”学。从文与道的关系看,刘勰主张文源于道、文道并重,这有别于重道轻文的“文以载道”说;从背景和目的看,刘勰主张原道,既是为了矫正当时绮靡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有着满足特定时期皇权政治需要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