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WTO合规策略及借鉴——基于1995-2020年通报数据的分析

美国是世界头号农业保险大国,在农业保险补贴的WTO合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于WTO关于农业国内支持方式的“归箱”政策及农业保险补贴的相关规则,分析了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主要方式与规模,并结合1995-2020年美国向WTO通报的数据,探讨了美国农业保险补贴的合规风险及合规策略的调整。主要结论有:在现行WTO规则下,农业保险补贴的通报方式有着很大操作空间;为降低合规风险,美国充分利用了WTO的规则漏洞,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通报方式;国际诉讼是推动美国调整农业保险补贴通报方式的重要原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在美国“黄箱”支持总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其重要性在近年来开始有所下降。最后分析了美国经验对我国的借鉴。

WTO/TBT通报

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各成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WTO秘书处向其他成员公布制定和实施的贸易措施及其变化情况(如修改,增补或废除等)。成员参加的有关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国际协定,也在公布和通报之列。此外,各成员还有义务回答其他成员的合理询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Agreement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协定》)规定,各成员有权制定必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法规、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以保证其实现合法目标,并应及时通报其拟采用的某项技术性贸易措施,以使其他利益相关方知晓。

WTO/SPS通报

根据《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简称《SPS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成员应保证迅速公布所有拟采用的但尚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或与其在内容实质上不同的,且可能对其他成员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使利益相关方知晓。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WTO《渔业补贴协定》谈判与展望

渔业补贴是各国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其引发的过度捕捞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各方关切。2022年6月1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20年来国际渔业补贴谈判的重要成果。作为第一个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WTO多边协定,《渔业补贴协定》通过减少具有破坏性的捕捞补贴,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在未来前景方面,《渔业补贴协定》为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模板,WTO成员在推动该协定最终生效的同时,还将对未决问题继续开展谈判。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渔业补贴协定》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助于我国实现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WTO有关贸易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国应积极履行协定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未决事宜的谈判,提出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提案。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日本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WTO合规性研究

日本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收入保险的国家,在国际上广受关注。论文立足于WTO关于农业收入保险的约束规则,分析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的设立背景、发展历程和运作机制,对比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条款与WTO约束规则的差异,并探讨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的WTO通报策略。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日本农业收入保险在实施之后,并没有改变日本农业共济保险的主导地位;第二,日本农业收入保险政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并不完全符合WTO的“绿箱”范畴;第三,尽管日本在WTO通报中对其农业收入保险按照“黄箱-非特定产品支持”进行了通报,但是仍存在一定的不透明性。最后,论文探讨了日本农业收入保险对我国的三点启示:一是应妥善处理完全成本保险与农业收入保险的优先发展次序;二是应关注特定农产品收入保险与综合性农业收入保险的合规风险差异;三是在对农业收入保险补贴进行通报时可提供总量而非分项数据,保留一定的模糊空间。

WTO药品报销“第一案”——“土耳其药品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22年7月25日公布仲裁裁决的土耳其药品案,是DSU第25条上诉仲裁“第一案”,也是涉及药品报销制度的WTO“第一案”。该案专家组和上诉仲裁庭裁定土耳其政府报销私人药店所售药品不构成政府采购,本地化措施也不符合GATT1994第20条(b)项公共健康例外。上诉仲裁庭纠正了专家组的一项错误法律解释,尊重专家组的事实认定,但本案仍有许多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有待澄清和完善。土耳其药品案给中国带来如下启示:关注WTO规则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规制和影响;供应链韧性建设必须遵守WTO规则;可以合理利用WTO政府采购豁免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但应避免设置超出豁免范围的歧视性附加条件。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WTO-TBT通报评议对提升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领域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技术性贸易措施已成为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非关税性措施。TBT通报作为WTO最官方和正式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发布渠道,是体现WTO成员技术性贸易措施方向和趋势的重要文件。通报评议是反映企业实际诉求和降低产业出口损失的有效途径。本文对移动通信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及应对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高质量建设技贸基地、有效应对技贸措施的可行性建议。

WTO诸边谈判模式的优势、法律地位及前景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多边贸易谈判模式要求世贸组织(WTO)所有成员协商一致达成一揽子协议。仅由部分成员参加并通常针对单一议题的诸边谈判模式具有明显效率优势,有望取代多边谈判模式成为WTO规则发展的主要途径。诸边谈判及开放式诸边协定在WTO体系中具有合法性,但也应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中加以明确,并规定诸边协定与WTO体系的衔接方式。硬性规定诸边协定的多边化会妨碍WTO规则的发展。作为WTO的重要成员,中国一直在诸边谈判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TBT概况研究

当前,国际贸易在WTO框架下,传统关税壁垒影响力逐渐削弱,以标准为基础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引起的新型贸易壁垒影响力日渐增大。为增进我国参与相关国际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对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状况的了解,减少国际贸易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可能性,本文以2023年WTO贸易政策审议成员的秘书处工作报告和政府政策声明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对其贸易政策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的审议,有助于持续加强国际标准化对话,对推动构建我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WTO法框架下的数据跨境交易管制:现状与改革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WTO作为国际贸易的监管机构,面临着更新规则以适应数据驱动经济的挑战。各国数据本地化政策虽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却限制了数据自由流通。通过考察国家、双边、区域协定及WTO层面的数据管制政策,可以看出WTO框架在处理数据贸易上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需要制定国际统一的数据交易标准、加强网络安全国际合作、采纳国际网络安全标准,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同时,WTO还需推动数据自由交易,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

WTO框架下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规制研究

标准必要专利(SEP)纠纷近年来频繁发生,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法律规制的关注。本文以WTO框架为视角,分析了《TRIPS协定》和《TBT协定》在SEP治理中的作用及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国际规则的建议,包括增设SEP条款、引入FRAND原则、加强强制许可的操作性规定等,以促进技术共享与公平竞争。

巴西在WTO改革中面临的角色冲突及其应对

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实行现代化改革已成为国际共识。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创始成员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巴西参与WTO改革的角色备受关注。国家角色通常是由在决策者的角色认知及体系内其他行为体的角色期望共同塑造的。从WTO既往的改革历程来看,巴西决策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领导者认知,其余成员也希望利用巴西的大国效应推动改革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然而,成员间的利益分歧引发了角色冲突,为巴西的大国追求设置了障碍。在维护外交密度与贸易网络的需求驱使下,巴西化解角色冲突的方式具有较强的中间性与妥协性,最终导致改革主要推动方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激化了多边贸易治理的话语权之争。当前,拉丁美洲一体化与战略自主发展的新形势为巴西积极应对角色冲突、弥合各方分歧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国与巴西加强在多边机制下交流、共同推动WTO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历史新机遇。

气候措施适用WTO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之检视

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源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在全球环保运动中得以发展。如今,既有判例对该规则采用的演进式解释方法及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例外规则的“必要性”要件门槛,驱使着该规则成为判断气候措施在WTO规则下合法性的关键。在“清洁空气”、“气候系统”类概念和“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资源”中,“气候系统”类概念是核心分析对象,其是否属于“可用竭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下值得深思。以应对气候变化名义实施的气候措施能否满足“保护的相关性”和“非歧视性”要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客观上为WTO争端解决机构考量国际气候规则体系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提供了空间。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WTO法检视与中国因应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防止碳泄漏和维护产业竞争力,推动全球减排。其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涉及多项WTO法律原则的合规性争议,包括非歧视原则、一般例外条款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相关规定。其基于产品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征收费用,在实质上可能构成变相的贸易壁垒,尤其对以高碳足迹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构成显著挑战。我国在提出“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应当在多边框架内强化法律诉求、在双边谈判中争取利益平衡、提升自身碳治理能力以增强谈判筹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做出积极应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历史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公平、透明且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上诉机构的瘫痪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诸多缺陷,包括程序冗长、成员遴选政治化以及成员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信任的下降。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路径,如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改革、引入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协调。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地位的关键,也将对国际法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最终,通过有效的改革,WTO有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交织背景下,继续发挥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作用。

发展中国家围绕WTO的国际经济法制行动路线之现实探析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法制领域的行动路线应当是顺应国际经济法制建设,以WTO为主要行动场所,并在WTO之外通过77国集团、G77+中国等机制加强内部联合。由此,本文提出发展中国家在WTO内外的具体行动建议,包括推动“多数通过”原则、完善SDT条款、利用MPIA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等。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