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政权融入统一国家的基本路径探析——以《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为中心的研究

近年刊布的《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是唐初契丹质子李范的墓志。李范为契丹首领摩会之子,墓志对摩会附唐时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不同,应是对李渊起兵之初求援突厥的曲折反映。摩会所统契丹八部在隋唐之际曾臣属突厥,在突厥可汗的安排下协助李渊起兵。虽然摩会在武德元年(618)曾接受李唐封号,但契丹八部联盟却并未因此臣属唐朝,直到贞观二年(628)才真正叛离突厥、归附唐朝。将墓志中李范生前身后情形的描述与传世文献对照,可发现《旧唐书》《辽史》等文献将摩会与窟哥皆归为大贺氏的证据不足,窟哥很可能是在贞观后期发迹的契丹新兴势力,其崛起或与唐征高句丽有关。墓志称李范为“契丹乌丸人”,并不意味着唐人将契丹族源视为乌桓。唐人曾以“乌丸”“鲜卑”“林胡”代指契丹,且有时将契丹与古族名称直接连用,这种记载应属以古喻今的表述手法。据《李范墓志》记载,李范家族缬、毕、摩会三代连续出任契丹八部大蕃长且先后接受北齐、隋、唐的册封,表现出契丹对中原政权较明显的依附性。墓志将契丹八部联盟存在的时间上限提至北齐时期,则有助于从更长时段认识契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