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美芹十论》《九议》中辛弃疾的抗金策略与措施

辛词慷慨纵横,其文也气贯山河,尤其是奏议《美芹十论》和《九议》,集中体现了他坚决反对投降的抗金策略和逐渐成熟的抗金措施,从以战为守的激励士气、积极备战,到以守为战的先定规模、持久后决,辛弃疾论战“气”、审时势,献计谋,写出“万字平戎策”。

战国晋系金文异体字整理与成因探析

在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战国时期晋系金文的异体字形进行梳理,并探究其形成原因。据统计,晋系金文异体字头共计201个,异写字176组,异构字32组。其中,“造”“梁”“明”等7个异体字组,既有异写字,又有异构字。异体字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汉字的表意性质、民众的审美心理、构件形体相近、书写者的书写习惯与书写材料等。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治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遭遇频繁且严重的灾荒问题。中共积极采取生产自救、防灾与救灾结合、政府与社会并济以及救灾与革命并进的方针策略,通过各类救治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情。同时,晋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救灾工作的领导经验、救灾社会化经验、救灾动员经验以及灾民的思想心理安抚,也为当前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年代探讨

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征集的“耳铸公剑”铭铜剑为春秋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所用之剑。本文从“耳铸公剑”铭铜剑的形制、吴越系厚格剑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战国时期该型剑厚格的变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认为该剑年代应不早于春秋晚期,很可能为战国时期,并指出该剑与晋国公子重耳(晋文公)无涉。

《晋察冀画刊》与解放区红色影像风格的形成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晋察冀画刊》是确立中国共产党红色影像风格的重要画报。从题材来看,画刊面向连队,围绕战争展开报道;从英雄人物的报道来看,画刊大量采用肖像或合影形式;从影像风格来看,在解放战争的政治背景下,画刊中大量出现的“模式照片”已经固化为模式化影像风格,成为红色影像风格的重要特征。

宋金妇女生活见证:金代郭琮墓志考释

据说发现于河北省临西县的金代郭琮墓志,实际出土地应为山西省长治市,墓志中提及的赤土坡、七里烽两处地名分别位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和长治市。郭氏一门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家破人亡,直到金朝才渐复生计,郭琮死时达到四世同堂的规模。郭母李氏的两次嫁人经历和围绕死后归葬的争端,见证了宋金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一些事实。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实践运作及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受战乱频仍、基础薄弱、物资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晋绥边区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工业政策法规,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模式,筹措经费,完善劳动生产保护机制并广泛开展工业生产运动,多措并举推进工业经济建设,使边区的军工业、采矿业、纺织业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了军需物资及基础产品的供应,有力地支撑了战争需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开封都城防御空间形态研究

开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城镇和交通枢纽,北宋时期的开封作为都城,其防御空间呈现出强烈的独特性。以北宋开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梳理其军事防御历史和城市形态演变过程,剖析其山水、战区、城墙、街巷、营防等多层级的防御空间,以展现其作为都城所独有的复杂且严密的防御空间特点。

南宋使臣使金“觇国”职能考论

宋金对峙时期,宋金双方沿袭交聘制度,互遣使臣。除常使外,南宋还因临时之需大量向金国派遣泛使。除协调两国关系、维护友好邦交之礼仪目的外,南宋使臣还负有“觇国”即打探敌情的任务。南宋使臣“觇国”之职能,是对古代行人制度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求和”与“求战”的不同目的。南宋使臣使金“觇国”对于了解对方情状并最终维护两国和好、促成百余年南北共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南宋使臣使金“觇国”的政治职能,使其文学写作带上了独特的“觇国”视角,成为我们探讨使金文学的又一窗口。

浅析晋绥边区抗日军人的优抚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拥军优抚工作贯穿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抗战时期,为保障抗日兵源,争取战争胜利,晋绥边区政府将优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纲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了优待现役军人、安置退役军人、纪念烈士和抚恤遗属的相应政策及具体措施,推动了边区优抚工作的有效开展,激发出军民团结抗战的巨大热情,对边区抗战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报道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充分发挥党报党刊“喉舌”的作用,十分重视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报道。通过发表纪念性质的社论和文章、登载宣言通告、通电慰问、广播演讲、开辟纪念特刊或专刊等形式,对“七七”事变纪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晋察冀日报》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晋察冀根据地“七七”纪念的内涵的演进,在根据地创建和巩固阶段主要以动员群众力量、组织人民武装为主;在反摩擦斗争阶段则以宣传反投降、反倒退,粉碎敌人的诱降阴谋为主;在反“扫荡”斗争阶段主要号召人民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在根据地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则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加紧生产。《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的纪念报道,充分动员了晋察冀根据地人民积极参与抗战,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者形象,建构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对于新时代开展纪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孤本《津督院往来电》考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津督院往来电》是一份未经学界利用的甲午战争孤本史料。书中收录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278通,内容涵盖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通过比对本书与《李鸿章全集》重合的部分,能够还原李鸿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可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思想动态。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金朝河北地区抗蒙水寨山寨考

金蒙战争期间,河北地区为蒙古重点攻击地区,造成人口减少、农业荒废。在此形势之下,金朝军民利用河北中部的多水塘泊与西部多山地形地貌,建成水寨与山寨,组织抗蒙活动。在蒙古的攻击下,多数水寨与山寨被瓦解,少数山寨、水寨则坚持了较长时间。

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在晋武帝死前,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抗战时期晋冀豫根据地的军工生产

抗战时期,晋冀豫根据地的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先修后造、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广大军工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采取多种途径,克服了生产要素上的难题;通过建立现代工业管理制度、开展生产竞赛和学习先进活动、重视职工培训和人才培养,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从而使军工生产不断向前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也改变了当时中国军事工业的布局,并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人才,在中国军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与中国各方的关系初探

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虹口公园爆炸案。70多年过去了,有关此事的具体组织过程仍然各方说法不一,值得研究和注意。在日本投降之前,韩国临时政府负责人金九以及他领导的韩人爱国团只字不提此案与中国人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金九写的《白凡逸志》对比事还语焉不详,因此,完全依据金九单方面的史料来研究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来龙去脉,至少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