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图形·“风马”·战神格萨尔——由西藏岩画“马图形”所引发的思考

西藏岩画中有大量的马图形,但它们只作为人的坐骑出现,完全附属于人。由岩画中马图形的特殊性所引发的思考涉及到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马匹的故事》、纳西族的《献冥马》传说、藏文史料中的"马区"以及西藏古老的"风马"祭。很显然,"马匹"对于东氏部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与之相关的还有在高原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通过比对,我们发现,格萨尔与他的东姓氏族的"图腾",应该是一种"半鸟半马"的复合结构,无论是神鸟"琼"(khyung)还是"风马",它们在形象上都呈现出"马—鸟"的双重结构。

西藏西部垒石建筑岩画的发展轨迹——与巴基斯坦吉拉斯岩画的对比研究

西藏西部岩画中有许多塔形图案,研究者认为它们属于佛教传入西藏后的产物,其年代也应当在吐蕃王朝之后(公元7世纪以后)。笔者以为,仔细观察岩画中所谓的塔图形,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垒石建筑,它们无论是造型还是功能,都与佛教塔有明显区别;各种迹象表明它们应当是青藏高原古老的苯教遗留下来的石造祭坛。西藏西部岩画中丰富多样的石祭坛图案表明,藏西地区不仅是苯教祭塔的发源地,而且祭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一条清晰的演变脉络,这一点近年来又得到了与其毗邻的巴基斯坦吉拉地区塔图形岩画研究的支持。

西藏吉隆县它日普岩画调查简报

它日普岩画是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古代岩画,其所处位置与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岩画系用红褐色颜料涂绘而成,有日月、雍仲符号(卍)、树木、人物、网格、马匹、猎犬、指印、女阴等图像及藏文。据其中藏文的特点来看,该岩画的年代可能为吐蕃时期。它日普岩画中的藏文当为人名,可能与吐蕃时期著名的琼波家族有关,这为我们研究西藏相关岩画的创作时代、人群、思想内涵与宗教属性乃至早期苯教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

藏文“yig mgo”起源新探

“yig mgo”为藏文开头字符,是语言学著述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各种著述对其起源表述不一。文章基于原始苯教手抄本文献和藏文语法文本,以及青藏高原岩画中频繁出现的琼鸟图与雍仲符号图等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藏文“yig mgo”可能从古象雄时期图腾崇拜“琼鸟‘khyung’”演变而来。

试析玛、穆等古象雄氏族

史料表明,李米夏王朝之前,象雄地区先后分别由玛氏、扎氏、穹氏和则氏等氏族统治。李米夏王朝建立之后,玛氏、扎氏和穹氏等氏族被纳入了李米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本文对上述在象雄王李米夏王国之前活跃于象雄地区的氏族以及各氏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

图像学视域下青藏高原远古神鸟“琼”图像源流考

对青藏高原岩画进行研究发现,鸟崇拜观念在青藏系统岩画内形成了一条萌生发展与演变的脉络,并成为神鸟“琼”图像研究的重要依据。吐蕃王朝时期的佛苯融合,造成原产生于青藏高原的神鸟“琼”的身份与形象发生诸多变化,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材质也有相应扩展。文章通过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宗日式陶器系列鸟纹和青藏高原西部象泉河流域古墓葬出土器物鸟纹的图像梳理与分析,认为前者应该是青藏高原鸟崇拜观念起源;后者则与青藏高原西部鸟崇拜岩画有共生关系;出土文物与古代遗址在年代学方面的结论,更为神鸟“琼”源流研究提供了更多考古学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青藏系统的神鸟“琼”信仰显示出从青藏高原东部到青藏高原西部源流及传播方向的可能性,对古代青藏高原人群起源以及文化传播、交流等方面的探索,都有一定意义。

川西北嘉绒藏人与象雄琼氏渊源关系探讨

嘉绒是分布于川西北地区一个独具特点的藏族人群支系,其文化习俗中积淀和保留诸多象雄文化痕迹,并普遍存在土司祖先来自西藏"琼部"的历史记忆。但因藏文文献记载的匮乏和模糊,嘉绒与象雄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文章通过对汉文史籍所记汉代川西北"邛笼"内涵的挖掘及其与"駹"这一特异部落的对应关系,并结合藏文文献有关象雄琼氏由琼布迁往嘉绒地方的记载,对嘉绒与象雄琼氏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嘉绒祖先由西藏琼布迁入一事并非虚妄,而是历史事实。从汉文史籍的记载看,象雄琼氏部落迁入川西北的时间至少可上溯至东汉或西汉中叶。

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

从青藏高原碉楼涵义同"琼鸟"(khyung)密切相关的史实出发,本文对藏地苯教中"琼鸟"观念的来历、性质及其传播情况进行了探讨。指出"琼鸟"观念源自古印度的"Garuda",它与苯教的"卵生"观念相依存,也是象雄琼氏部落的重要神鸟。"琼鸟"信仰伴随雍仲苯教的形成逐渐由象雄传往藏区各地,尤其是经藏北传播到藏东地区,今碉楼密集的嘉绒地区传说中正是将其苯教、琼鸟和土司来源地指向象雄及西藏琼部。此外,碉楼分布还与苯教呈明显对应关系。因此,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有关,苯教中的"琼鸟"信仰及"天神"崇拜观念应是碉楼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

西藏札达县曲龙遗址萨扎地点南区墓葬

2017年在萨扎地点南区清理了6座洞室墓,葬具以箱式木棺为主,葬式为侧身屈肢葬或捡骨二次葬;随葬品组合属于以铜铁器为代表的金属器传统,陶器缺乏。这表明公元1~4世纪曲龙遗址存在以萨扎地点南区6座墓葬为代表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并与南亚、新疆等地区存在诸多联系,是前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