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

《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1075-1151)是高丽著名史家,见于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三国史记》中他自述曾三次使宋。本文根据宋与高丽双方史料,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前两次金富轼经海路入境后,曾乘船经大运河往返开封与宁波。最后一次高丽使团抵宁波后,因中原宋金战乱,开封失陷而被迫返回。此后,宋曾遣使高丽,试图说服高丽允许宋利用海路借道高丽攻金,以解救被金俘获的徽、钦二帝,但遭高丽拒绝而无果。

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概念架构

本文主要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借由分析《三国史记》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勇”“道”“德”之十个概念,来试图阐明《三国史记》和其总编辑金富轼的儒家思想特质。由于《三国史记》是一部多层文献结构的典籍,本文借由关注不同文献层次之间的思想差别,试图厘清从新罗时期到高丽时期的朝鲜思想之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其“儒家化”的过程。另外,也欲论证在《三国史记》中出现的诸种概念中总编辑金富轼最重视的概念是《孟子》的“仁义”思想。金富轼对“仁义”的重视,不但在于主张其重要,更如“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一句所展现的——即使按理是用作提倡“德”重要性的一句话,也能转换成提倡“仁义”重要性之内容。金富轼对历代国君的治绩功过的判定,取决于他认为国君们能否实践“仁义”原则。

谶纬思想的“天意”和孟子思想的“仁义”: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的双层思想结构

依据观念史研究途径,关注思想多层结构的内容,试图阐明《三国史记》的政治思想特质。主要针对以下三个主题作探讨:《三国史记》的作者们(高丽史官和金富轼本人)通过何种概念和术语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三国史记》政治论述的两种主导思想,即谶纬思想和仁义思想;上述两种思想如何影响《三国史记》的文献构造及其阐述思想的方式。试图证实《三国史记》的论述内容是基于谶纬思想和仁义论的双层结构,而两种思想并存的事实可证实《三国史记》经过高丽王朝初期和金富轼时期这两阶段的编辑过程。金富轼在重新编纂现本《三国史记》之际,将原来以灾异等“天意”支配三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转换成以某一个国君或朝臣是否有(违)“仁义”的角度,以此重述历史事件的成败。“仁义”这个德目在此不但被看作高丽统治层最需要实现的政治(和伦理)理想,更提升为支配太古以来整段朝鲜历史的法则。

“反民族”论述,还是“虚构故事”合集?——20世纪朝鲜正史《三国史记》研究综述

《三国史记》为高丽王朝时金富轼编纂、在现存的朝鲜历史书籍中最早的正史,然而几乎没有其他史书像《三国史记》一样遭受到如此相反的评价。鉴于此,本文作为推进《三国史记》政治思想学术研究的基础研究之一,将回顾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在20世纪对于《三国史记》研究的主要成果,试图厘清过去主要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论点以及留下的一些问题。若将两国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的研究主要在朝鲜民族主义史观的价值观下评断其价值的倾向,故衍生了“金富轼=事大主义”一说;而日本的研究则墨守实证主义的文献研究,故得出了“上代虚构论”的见解。只是在1970年后的相关研究中,韩日学者均指向于克服此两者观点的问题意识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