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赋》颂章帝汶上明堂祭礼考订

东汉黄香的《九宫赋》中有大量的帝王神游描写,所以《艺文类聚》将其视为游仙之作。自南宋章樵援引汉代郑玄的“太一下行九宫”的易纬学说来为《九宫赋》作注后,《九宫赋》便又被视作附会九宫谶纬之作。通过对《九宫赋》疑难文句的疏证、篇章结构的分析,创作主旨的探究、文本系年的考证,推断《九宫赋》作于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于汶上告祀明堂之际,是一篇以明堂九宫为楔引、以遨游轻举为体例、以天子巡幸为主线的赞襄盛典、歌颂君德的颂圣之作。

裘卫器铭中的公社与礼制——西周时期法律关系设立的再思考

西周时期礼制的法律功能,乃是从礼仪程序中体现出来的。从九年卫鼎铭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法律关系的设立和礼仪程序密切相关。裘卫器铭(九年卫鼎)中"公社"成员的出现,是社会发生变化后,礼制试图扩张自己的领地,继续充当法律角色的表现。礼制通过严格的程序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所谓的"刑书"也必须以礼制性程序订立、公布,由此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礼制程序的法律作用在春秋以后开始减弱,不依赖礼制的成文条款开始在法律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弃礼而征于书"的刑书即为其标志。

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

作者以历法史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了西周历法的性质,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往考古界对西周历法的假设,提出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历法模型,并以这个模型设定的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日期框架,对已经考定是宣、幽二王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铜器进行检验.文章重新改定了所谓的共王标准器的王世和第一代晋侯受封之年的王世.此外,以《尚书》和《汉书·律历志·世经》记载的五星聚之年、距克商之年数,第一次推定克商之年的绝对年代,证明了《简本》给出的克商之年是可信的、有根据的,由此修正了以往的传统观念.推导出的西周诸王王年,达到了历史文献、青铜器铭文记录、天再旦和五星聚会相配合的圆满结果.

曾、楚、周关系的新认识——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出土编钟铭文的初步研究

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新近出土的编钟铭文,是一篇重要的春秋史料。其内容涉及曾、楚、周之间的关系,给我们带来许多新信息和新认识。本文对铭文的关键字词、铭辞主旨、主要人物及其关系,以及制作年代等,做了详细的考释和讨论,以期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价值。

清华简《皇门》篇主旨新读

清华简《皇门》篇一般被认为是描述了周公归政成王时期的"政治遗嘱",但在认真释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关键字词的理解,主旨应是刚建立的周朝面对管蔡之乱,周公告诫群臣应与王庭保持一致,保持舆情畅通、共同面对危局的政治心声。这件事发生当不是在所谓归政的周公七年,而是在周公摄政二年前后,通过对《皇门》篇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周公从摄政称王到最终归政是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由此也可窥见周初的政治情态、周公为周王朝长治久安而施行的特殊政治战略。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嬭加编钟器主身份补说

湖北随州枣树林M169所出嬭加编钟的作器者为嬭加,而非曾侯宝。全篇铭文以她的口吻来表述。铭文第一段嬭加简单概括了曾国的始封历史,她自述以楚文王之子孙、穆王之女的身份嫁到曾国。第二段铭文中,嬭加回顾在丈夫"龏公"去世后,她勤勉为政、保有疆土的历史。嬭加编钟提供了春秋中期曾国历史的新资料,也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这一时期曾楚关系的认识。

“九州”初谊及“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九州,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存在较多的误解。本文以传世文献与铭文资料为依据,对与"九州"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九州"是从"四域"的观念发展而来的,最初是一个笼统的国家疆域的概念;早期文献中的"九州"与"禹划九州"中的"九州"内涵不同;"禹划九州"的观念应该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行政区划后才产生的,《禹贡》九州的分布与魏惠王霸业的建立关系密切。

以时王当新王——高拱《春秋》学研究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汉代《春秋》学理解为孔子当“素王”,宋代《春秋》学则理解为孔子“以天自处”。高拱以二说皆有损尊君之义,著《春秋正旨》驳正之。以为“天子之事”当指文、武之制,孔子作《春秋》,只是按文、武法度据事直书而已,并对“素王”说、“以天自处”说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将尊时王的意思推到了极致。文章从《春秋》学的现世主义和未来主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诗十篇,其中九篇为佚诗,只有题作成王作的第一篇见于传世本《诗经·周颂》之《敬之》,但文字也有出入。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

拓跋氏“代王”号兴废考论

拓跋氏“代王”号的兴废,要比《资治通鉴》等史料所见的情况远为复杂。综合比对《魏书》以及《宋书》《南齐书》《晋书》等书的相关史料,可知猗卢死后“代王”号一度被拓跋氏废置,在臣服石赵的背景下拓跋氏还可能使用过“上洛公”这一与“代王”性质类似的称号。“代王”废置背后的史事之所以不见于《魏书》,是由于与北朝的正统观不相符合而被北魏史官删芟。其后“代王”号的恢复,当在石赵政权覆灭以后。正确解读《魏书》所记北魏早期史事,只有准确把握《魏书》书法并将史事置于十六国的大背景中才能明晰。

从《左传·宣公十二年》看允文允武的楚庄王

《左传》好以非雅文化族群的标签来定义楚人,但事实上的楚人却在努力做到文韬武略。像《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呈现的楚庄王,就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君主。其文质彬彬表现在善于赋诗明理、礼崩乐坏时期不坠周礼、外交中谦卑有礼等;而尚武刚强则表现在开疆扩土军事行为、视死如归的武士精神以及善于用兵的谋略上。楚庄王此等文治武功,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人的精神风貌,这种传统也影响了楚人特有的外刚内柔的品质的塑造。

论周公在维护西周政权中的重大贡献

周公是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以笃厚仁孝、多才多艺著称,从父王处理政务或征战,才干过人。武王继位后,他任辅佐大臣,在灭殷建周中立下汗马功劳。武王崩,成王年少,局势不稳。周公临危受命,摄政称王,维护和巩固周王朝统一政权。他在大功告成后,又还政于成王,成为流芳百代的社稷大臣。

论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的表现

以德、信、礼、义为主要内容的我国传统价值观在春秋争霸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齐恒公、晋文公、楚庄王争霸战略的重要内容。通过论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在争霸斗争中遵循传统价值观的史事,揭示出传统价值观仍然是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从不同时代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看作家的理想境界

文章将以历史发展的观点,从对比文学批评的角度,用文本分析和人物分析方法来分析吴承恩笔下《西游记》的孙悟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弥尔顿笔下《失乐园》的撒旦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的诗歌中的共工这三位英雄形象,并从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背景所导致的不同的悲剧得出结论: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不同时代作家所拥有的理想境界是截然不同的。

(虎斤)簋、虎簋盖与共王年份

吴镇烽、朱艳玲的《(虎斤)簋考》提出共王在位二十八年以上之说,颇有见地。这里补充论证(虎斤)簋的历日不合穆世,并改定虎簋盖为共王时器,证明共王在位三十年以上。

元代汪古史事钩沉

学界对汪古部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尚有一部分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汪古部史料。研究这部分史料有助于深入探究元代汪古人的历史。经研究发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高唐王阔里吉思发钧旨护持道教和佛教,赵王王傅横科扰民,汪元昌拥有司徒名爵,《中堂事记》中的马月忽乃就是汪古人月合乃,(黑旦)公在金代是女真人。

更始帝陵当浮出

上双寨村地势隆起,实际是人为的夯土堆积。当地人传为"周幽王宠褒姒修的梳妆台",有学者断定为汉元帝后傅昭仪之墓。前说系民间传闻,不可靠;后说与史书记载和考古探测有距离。对引文《水经注》加以梳理辨证,并结合刘玄死葬的历史背景分析,此间是更始皇帝陵墓的所在更符合实情。

闽侯关源里龙文王及郑公仙师信仰

关源里是福州闽侯县的一处重要区域。该地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民间信仰兴盛,并拥有自唐以来绵延千年的龙文王三尊神崇拜和明代兴起的郑公仙师崇拜。每年农历正月廿九,当地都会为龙文王的神诞日举行隆重的祭天祈福仪式。这种当地特有的民间村落神信仰,是当地人共同参与筑就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研究闽地民间信仰变化的一个缩影。

睡虎地秦简中的“公”与“王”——以“宗祠”类财产所有权的相关讨论为核心

经历了东周剧变,周天子"王"的所有权标识逐渐被新的名目取代。不过,在睡虎地秦简中仍有一组财产被同时冠以"公"与"王"的专有性质即"公祠""王室祠"等特殊财产,而与之相关的祭祀类律法的存在则表明了秦律对于先秦祭祀传统、法家"立公灭私"思想的继承,又体现出在秦朝改元称王的重要时期,统治者借助早期祭祀律法来宣明其统治权威的政治目的。在其后的汉初律简中又较难寻见此类记载,这无疑是秦汉律简中较明显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