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支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这一理论流派直接继承发展了1930年代以来在学院派与官式建筑传统之外探寻现代中国建筑道路的思想新芽,系统呈现了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全面碰撞融合的理论图景,亦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之余绪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具有多重重要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将发掘本时段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绪与现代建筑社会属性多重交叠下的理论探索,论述其对“复古思潮”的抨击抵抗及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内涵,呈现其从“型造人”到“建筑文化自觉”的启蒙主义理论建构演进目标,总结这一群体及其理论建构作为现代中国建筑发展图景重要组成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东汉时期东海国相关问题新探

围绕着东汉时期东海国的封号、封域以及世系等问题,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通过对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材料的梳理可知,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前东海国的封域应为鲁与东海,二者皆为国相治理,光武帝通过鲁国属州的调整,相对削弱了东海国的势力,同时达到了优雍东海国的目的,明帝永平元年“还东海”的举措并没有成功。传世文献之所以呈现“鲁国”与“东海郡”的不同记载,是为了区分整个东海国(包括鲁与东海)与单独的“东海国”。献帝建安十七年出现的两个东海国,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献帝将原东海国所辖的东海郡重新分封为新的东海王,原东海国则仅辖鲁郡,成为实际上的“鲁王”。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是我国汉代最重要和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两个王侯级墓地,两墓出土的丝缕和金缕玉衣是当时南方和中原汉王朝最重要的墓葬玉器之一。通过上手观察、显微镜拍照并利用环境扫描电镜和漫反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技术对广州南越王墓及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部分玉片的质材和加工工艺进行了观察测试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玉衣的玉料均主要为透闪石质,从现存玉衣颜色及玉质结构上看,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玉料来源单一且玉质明显好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玉料具有多来源的特征,玉衣中的"假玉"可能来自粤西。从南越王墓玉衣片部分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可能存在中原交换来源的玉材,无法排除南越王墓玉衣全部或部分在当地制作的可能;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衣加工工艺特征明显不同,显示两地玉衣系由不同"玉作"体系加工完成,汉代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玉作体系,工艺水平参差不齐。

楚汉战争中的“五诸侯”再讨论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劫五诸侯”,《史记》或写作“部五诸侯”。但从历史书写的政治禁忌来看,“劫五诸侯”应属实录。关于“五诸侯”的具体所指,有学者认为是指塞、翟、殷、魏、韩五个诸侯王。但依据其设定的是否参与彭城之战的标准,河南王也应列于五诸侯之内。由于韩王信的权力来源于刘邦,不符合“劫五诸侯”的特定语境。并且从刘邦树立政治道义的迫切需要来衡量,河南王的权力来源于项羽,更有助于塑造刘邦得道多助的形象,具有列入五诸侯的优先权。

平城之战行军路线推测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与匈奴、韩王信之间在铜鞮、武泉、晋阳、平城等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史称汉匈"平城之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由于史料分散、简单,史料之间又有一些抵牾。而前人往往忽略战争进程这一基本问题或研究值得商榷。因此对双方行军路线对重新进行梳理,以求解决平城之战行军路线这一基本问题。

西汉帝王陵墓开发的SWOT分析

西汉帝王陵墓是咸阳陵墓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西汉帝王陵墓只有汉阳陵和汉茂陵以博物馆形式对外开放。文章运用SWOT分析法,剖析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瓶颈问题,并深入探讨其发展出路。

论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真伪及其文学史意义

考察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用韵可发现,枚乘等人赋作用韵,一方面与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先秦音韵体系大体一致,另一方面又带有西汉音韵体系特征,因此,这些赋作当形成于西汉初期,《西京杂记》所记可信。梁孝王忘忧馆群士七赋很好地展示了西汉前期辞赋发展以及文学活动的原貌,四言体赋创作呈现逐渐散化的发展趋势,臣子赞颂君主亦是辞赋的重要主题之一,文学侍从群体性分题作赋、竞文斗才的风气已早见于诸侯王藩国。

西汉帝王陵墓汉服文化开发对策研究

陕西咸阳帝王陵墓旅游资源丰富,被评为"中国金字塔之都"。文章在对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问题,提出以汉服文化为切入点,开发西汉帝王陵墓旅游资源,并罗列了具体的实施措施。

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发展研究——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

本文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在游客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发展规律和动因。作者采用结构性问卷调查的方法现场收集游客行为问卷,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辅之以案例地博物馆游客结构的二手资料。在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后,作者认为,南越王墓博物馆作为地方性博物馆,属于区域性的文化观光旅游产品,重游率低,潜在市场规模有限,且呈现随出游游客增加而不断萎缩的特点,因此形成持续下滑的接待曲线。与Butler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对比发现,南越王墓博物馆缺少探查、参与、发展和巩固阶段,而直接进入衰退阶段。这一结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开发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刘安及宾客著述考略

刘安是汉武帝时期最具有文才和学识的诸侯王,也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文化集团的领袖。古代典籍从《别录》、《汉书》到《四库全书总目》,官私书目著录的刘安及宾客的著述,以及后人伪托的作品,其书目共计49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辨甄别,除去同书异名15种和后人伪托的11种,比较可信的著述约22种。本文分为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两部分,就其名称、卷数在历代的流变存佚状况进行辨析,较为清晰地反映刘安及其淮南宾客的有关著述在传世中的变化情况。

东汉分封诸侯王问题探讨

东汉时封王主要集中在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始封王分为宗室王和皇子王两类,但宗室王逐渐被遏制。东汉的绍封都出现在和帝以后,被绍封的诸侯国是因为没有子嗣、犯罪等。绍封王来源于被绍封者的父兄辈,或是宗室的其他支系,但要求与当朝皇帝的血缘关系较近。宗室王封地的范围远小于皇子王,皇子王之间封地的大小亦不相同,这主要取决于皇子个人及其母亲的地位高低。章帝时对诸侯王衣食租税作出调整,封国广狭就不再具有决定意义。因诸侯王犯罪,始封国的地理位置或政策的调整还导致了徙封现象。以上三个方面是中央政权对诸侯王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西汉闽越王城地望之新见

西汉闽越王城地望之争,历经近80年的争辩,有浙南说、福建福州或浦城说等等,今从古代典 籍、配合考古资料,并用新的史学视野来分析,则西汉闽越王城地望当在今福建武夷山,从而破解这一悬案。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六安王刘庆墓的研究价值

六安城郊数以千计的汉墓,凝结了汉文化成型期主要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六安王刘庆墓是其代表。刘庆墓又是西汉后期诸侯王地位变化的里程碑。孤立地研究六安王刘庆墓,必将悖离历史真实与科学真理。

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探微

西汉文、景时期,功臣、外戚的势力已经基本解除,同姓诸侯王转而成为中央皇权的主要威胁。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的建议,剖分齐、淮南;景帝在用晁错之策削吴、楚的同时,又将梁分为五、赵分为六,以削弱王国的势力。文、景的分国是借推恩之名、行削藩之实的一石二鸟之计。通过文、景、武三朝的分、削,藩国自析,再也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了。

清初异姓封王制度述略

清初异姓封王原只是清廷招降汉官的政治招牌,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封王所具有的政治诱惑促动了一批动摇的故明文臣武将弃明投清;这对于推动清初统一天下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异姓王在清初征战中,也渐成"坐大"之势,并直接危及望权和清初业已形成的一统局面,至康熙朝只得用武力废弃异姓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