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服饰图案研究

本文从文献、图像和实物三个维度,对敦煌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供养像的服饰图案进行研究。分析了李圣天供养像中所服冠冕、衣裳、佩剑和配饰的造型、色彩与涵义,并阐述了供养像中出现坚牢地神的目的和意义。研究认为,李圣天供养像服饰图案不仅反映出中原汉族帝王冕服的影响,还体现了密教和毗沙门天王信仰,以及国王的尊贵身份与物质财富,是政治性、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统一。

利金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LTB4表达及气道炎症的影响

目的:探讨利金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气虚证大鼠血清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白三烯B4(LTB4)的表达及气道炎症的影响。方法:将50只SPF级Wistar大鼠随机分为5组:空白组、模型组、补肺汤组、利金方低剂量组、利金方高剂量组。采用复合因素造模法建立COPD大鼠模型。各药物组分别以相应剂量连续给药14天。14天后检测各组大鼠血清和BALF中LTB4的含量,并比较各组小气道炎症积分情况。结果:模型组小气道炎症积分、血清及BALF中LTB4的含量明显升高;与模型组比较,应用利金方、补肺汤干预后,小气道炎症积分、血清及BALF中LTB4的含量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利金方高剂量组与补肺汤组比较,小气道炎症积分、血清及BALF中LTB4的含量下降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LTB4在COPD气道炎症中起重要作用,利金方对气道炎症有抑制作用,其机制与抑制血清及BALF中LTB4的表达有关。

吴逨鼎月相历日发现的重大科学意义

有人据今年初眉县杨家村出土窖藏西周青铜器组综合考虑 ,将有王年月相干支记载的鼎定为宣王时器。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 ,笔者没有异议。但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宣王纪年推得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月相干支记录不合。宣王纪年是明确的 ,且有许多出土青铜器所载王年月相干支记录所证实 ,不能随便更改。而厉王三十七年奔彘以后的共和年间 ,若仍以厉王纪年 ,则月相干支正好相合。故文章以为鼎四十二、三年即厉王四十二、三年。鼎铭文中的“王若曰”是执政诸侯以厉王的名议在行政。鼎、盘铭文不足以确定二者先后。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对《霍小玉传》的两点思考

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王 ,历来注家为注“李元轨”有误 ,应为李晖 ;对照史传看李益 :在霍小玉死后 。

从《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

《礼记·王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涉及到积蓄防灾、养老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这些有关社会救助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已得到了实施,并对后世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从神灵“移民”看民间信仰的传承动力与演化逻辑

辽西地区的"李龙王赶香烟"信仰活动源于山东的"秃尾巴老李"信仰,山东移民将其载携"出关"后,在沿袭原有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依循文化固有逻辑,对这一民间信仰予以重新建构,并最终在辽西生根扩布。在融入当地的文化调适中,这一信仰仪式由"静"到"动"发生着演化,生动地体现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源,在闯关东移民群体的文化建构中的认同功能,凸显出民间信仰所具有的文化策略本质。以民间信仰的建构与演化机制来看,在生成与传承演化的进程中,信仰的持有主体一般都能根据外部生境的变化,自觉运用原有的文化经验和民间智慧,将原生文化所建构的信仰象征符号以及权力话语予以巧妙地调适,使其成为新的生存环境中民众能够接受和认同的地方性知识,并且会根据本群体以往的集体记忆和对原来的信仰事实的理解,重新建构起一种具有地方性和本族群文化属性的民间信仰话语体系。

西周厉王、宣王纪日铭文的区分

从金文历日的共存、实际天象进行授历考虑,可以界定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对应时段。初吉并非月相。以月相为基础,对属于西周厉王、宣王时期的铜器进行分组,可以推定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厉王元年目前尚难推定。宣王历日说明当时以晦日作为月首。

清华楚简“武王八年伐[旨阝]”刍议

众所周知，《尚书·西伯戡黎》是关于商亡前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记述了商末纣王与祖伊对于天命的讨论对答。事从周人征伐黎国事件引起，祖伊深深预感商朝即将亡国，苦口劝告君王，可纣王仍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而最终被周人覆灭。

五王政变名实考

传统文献记载,神龙元年(705),以诛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目标,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袁恕己五位大臣策划发动了推翻武周的政变,他们再造李唐,居功至伟,均被封王,故政变称为"五王政变";同时,政变中,唐中宗作为李唐政权的合法继承人,被描述为并非主动出击,而是被时势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以上两种认识都只是历史的表象,神龙政变矛头直指武则天,实为李显、李旦与太平公主兄妹主动发起的一场改周复唐的政变,故政变名称应取其发生时间而称"神龙政变"为宜。

论甲申史剧——兼谈历史、现实、历史剧的关系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在此政治语境下,解放区出现了《李闯王》、《闯王进京》、《甲申记》等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上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别,进而表现在他们对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大家对三百年前甲申年那段历史的误读。

新内圣与新外王的双重变奏——论熊十力的人生理想论

作为20世纪初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面对根治民族劣根性的诉求与文化中庸主义的驱动,创立了一套"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他将"仁"作为新内圣学的根本,并从中开掘独立、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把礼治作为新外王学的内核,通过均平与更化并施的手段带领民众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夙愿。熊氏的"新内圣外王"人生理想论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的沟通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1608年朝鲜光海君请封与李成梁“郡县朝鲜”问题探析

万历三十六年朝鲜光海君即位后请求册封,明廷不仅加以拒绝,还遣使调查光海君即位内情,辽东总兵李成梁遂乘机密揭“郡县朝鲜”。明末辽东残败,李成梁不得不对日益强大的努尔哈赤采取怀柔之策,并欲以此据朝鲜而图割据一方。明廷通过熊廷弼的奏疏开始真正了解辽东局势以及边疆危机的根源,因此对李成梁“通虏”的弹劾不断,最终出于对辽东的战略考虑,明廷旋复册封了光海君,但双方关系由此开始出现裂痕。光海君对于明廷的拒封、遣使查问、李成梁的密揭,以及由此导致的王位正统性受到的质疑颇有不甘,加之越来越忌惮于努尔哈赤的军事威胁,开始调整对明政策,传统朝贡册封关系格局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李云雷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与“新社会主义文学”

《再见,牛魔王》是李云雷出版的一部以"故乡、童年、乡村故事"为主题的小说集,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十七篇小说。这些小说以现在的"我"与少年的"我"相互叠加的方式,通过"我"的体验、"我"的感受,呈现出社会主义乡村的精神变迁,即社会主义精神从"传统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的演进,表达出70后一代人所共有的社会主义乡村生活经验、乡村想象。李云雷使自己的精神本体与"社会主义精神"相遇,塑造出在社会主义精神形构下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以及中国人的"体面"生活,为"真的中国"的精神和灵魂"写真"。这部小说集是李云雷"新社会主义文学"理念在文学创作实践上的实现。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辨正

我们准确理解“我生不有命在天”,必须将其置于《西伯戡黎》的语境中,其中“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的语义考证是前提。“天曷不降威”是祖伊转述民之言;“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是祖伊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表现出纣对天命的极端自信,这是传统经史的主流理解,但一直未有确切的文献学依据。在“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语中,“不”并非否定副词,而是无实义的发声词,此语语义实为“我生有命在天”,是商纣针对祖伊“大命不挚”一语而发。《西伯戡黎》文本中商纣一味迷信“命”“天”的形象,是周人在天命观的影响下塑造的,是西周早期以其特有的观念反思商亡教训的结果。

由李卫升迁观雍正之用人

李卫作为一名以捐资入仕的汉臣,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成为深受雍正宠信的股肱之臣。这除了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李卫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出雍正选才用人的特点与风格,即:打破常规、注重人才;忠君为先,皇权至上。

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

《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董仲舒与何休无不倡言之。但这一说法在汉以后一直为后儒所诟病。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这一学说才重新为学者所重,而其中以陈立最具代表性。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

本文经过对在《史记》《战国策》以及《韩非子》中秦国对外问题相关的记载和论述的分析,试图探讨在公元前256年发生的以周王室的终止和鲁国的灭亡为契机而出现的历史情况,并且藉由将之理解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时代,重新诠释此35年秦国的动态的历史意义。本文推论:秦国在攻灭周朝之后虽然还是扩张其领土,秦主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地位从"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新天子,为此,秦廷似乎追求"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然而,进于前230年代后期,随着李斯的掌权,或许也由于为了对付赵国的问题等,秦廷对外政策也从如上模式转换成由直接灭诸侯的方式。因此,所谓前221年"一统天下"应该并非秦国从历来自然推行过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的政策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