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西征地理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语·周语上》《穆天子传》有关犬戎居地及周穆王伐犬戎背景、交通路线记载的重大差异,说明《穆天子传》作者对于西周时期穆王伐犬戎的历史事件已全然不知,而完全出于凭空虚构。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分析,似乎可以推知,《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成书时代可能早于《穆天子传》,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部分的成书年代,可能又晚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南河以下,多附会《西次三经》地名,杂凑而成。《穆天子传》西征地名具有的模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学术界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考证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学术界在对《穆天子传》西征地名考证过程中,首先应正确处理好《穆天子传》西征地名的精确与模糊的关系问题。

《穆天子传》“广乐”考辨

“广乐”在《穆天子传》中出现八次,是周穆王巡行天下主要演奏的音乐。“广乐”真意,注家历来颇有歧见,两种主要的观点:广乐为六代四夷之乐;广乐为神仙之乐。细勘《穆天子传》中广乐八见的前后事迹,梳理穆王奏乐的经过与目的,可知广乐是盛大绵长的乐章,并非泛指六代四夷之乐,亦非神仙之乐。广乐其源应在“启宾天”传说,而广乐其身,应即《韶》乐。广乐、《韶》乐,均指盛大至美之乐章,不同于《韶》乐被儒家赋予的理想色彩,广乐在《穆天子传》中,是令穆王耽溺频奏的音乐,而并未附着太多意义。

王家台《归藏》与《穆天子传》

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王家台《归藏》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商易。本文根据王家台《归藏》内容多出《穆天子传》本事的事实,认定王家台《归藏》必成书于《穆天子传》之后,属战国作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以为类似王家台《归藏》的内容很可能在西晋汲冢所出书中就已经发现。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

清华简《摄命》是近年发现的一篇重要的书类命体文献,记载了周王册命伯摄管理狱讼事务的有关内容。对于篇中的周王,学界主要有穆王和孝王两种不同意见。据《书序》《史记》可知,伯冏被穆王册命为太仆之长,其职事与伯摄主管刑狱相异,也不具备伯摄的王子身份,因而伯臩非伯摄之讹误,《摄命》亦非早已失传的古文《尚书·冏命》。《摄命》篇中时王与伯摄为叔侄关系,且为时王身后的王位继承人。这种情况通过细考传世文献发现,只有孝王为懿王之弟,夷王爕为懿王太子,孝王与夷王为叔侄关系以相承王位的事实,才能与之吻合。是可证明《伯摄》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夷王燮。孝王弟及王位,虽与周人嫡长子继统法相违忤,但有利于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因此得到王室贵族认可,并未造成影响国家安定的社会震荡。嫡长子继统法通过自然法则选定王位继承人,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只有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才能真正兴利除弊,使国家走向长治久安。

故、旧典、故府与“曰若稽古”——兼论周穆王时代的文献编纂整理活动

古文献中"古"与"故"相通,有"旧典"之义,"曰若稽古"即查考旧典的意思。这不仅表明《尧典》、《皋陶谟》等篇是出自后世的整编,更表明其材料来源的可靠与文献编纂态度的审慎。据《国语》、《管子》等文献记载,西周穆王时代曾进行过文籍编纂活动,主要对西周前期的仪式乐歌、古史传说以及"商周书"中的部分篇章进行整编。学者的新近研究也表明,《尧典》、《皋陶谟》等为西周中期文献,则其开首的"曰若稽古"四字,正是对穆王时代这场文献编纂整理活动的折射和反映。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 ,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 ,《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 ,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 ,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 ,《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使得《穆传》

黄河流域古竹林名园考略

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分布有众多竹林和竹园,它们为历代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该文概述了古代北方竹林-竹园的演进和发展,重点考察了渭河流域的雩阝)竹林和太行山东南麓的淇园与河内竹园的历史沿革、史实逸事和现状。指出当代仅有的河内古竹园遗存具有重大的人文、生态和经济价值,值得珍视和加以保护,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从《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

《书·秦誓》并非学术界一般所说的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或“罪己诏”,它反映的是秦穆公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秦誓》作于秦三帅在崤战败后被遣归来的秦穆公三十三年。此时秦军将士喧哗滋事,其真正原因应是秦国将士借秦三帅失败之机掀起了反对外来将帅及其卿大夫的事件。秦穆公便借机宣讲了他的人才思想。秦穆公的人才思想在春秋中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为秦穆公称霸诸侯、战国时秦国能彻底变法而迅速强大以及最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条件。

“无需”考

孟簋与班簋作为西周穆王世之标准器,其铭文同述毛公征伐东域叛戎事。然孟簋铭文所云之"无需"究竟何义,向无定说。"无需"即班簋铭文所记之"戎",实即史载穆王时之徐偃王。"无需"为偃王之字,""或为其名,名字皆得于其患膝骨之疾,而"偃"则为其号。文献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偃而不能俯,与铭文所记甚合。

试探《穆天子传》传入日本的时间及途径

伊与部马养在《从驾应诏》诗中提到"瑶池"和"白云篇",而"瑶池"与"白云谣"典故出自《穆天子传》,明示他受到《穆天子传》影响。伊与部马养是有文献可证的《穆天子传》在日本的早期接受者,其接受时间在持统天皇702年逝世之前。731年葛井连广成奉试对策提到了"黄竹"和"白云","黄竹"典故也出自《穆天子传》,说明日本上层对《穆天子传》已很熟悉。日本学者在诗文中引用《穆天子传》,既与他们注意学习《昭明文选》和李善注有关,也与他们直接阅读《穆天子传》有关。《文选》李善注本可能不是直接从唐朝传入日本,而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穆天子传》则更有可能是由日本遣隋使团、遣唐使团中的学问僧与留学生带回日本。基于此,笔者将《穆天子传》传至日本的时间上限定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圣德太子初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下限则为日本持统天皇逝世之年,即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具体时间难以确考。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被误读的王者之巡——论《穆天子传》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穆天子传》塑造的穆天子形象纵横马上、巡行天下,追寻权力、财富、爱情和长生,超越了帝王的命运,也超越了以农耕文化为本的华夏正统儒家文化的范畴。从不同文化差异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游牧文化时期的英雄理想,而非农耕文化时期的帝王典范。这种文化间离性或许正是穆王在后世颇遭误解和非议的原因。

周穆王非中兴之主

周穆王是西周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在他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虽多所兴革,但师心自用,并无励精图治的善政。他继位之初,即不顾治国理政的基本职责,肆其私欲,游行天下,后世以“不恤国事”言之,是对其国家元首资格的质疑。继之改变既定民族政策,加重对边地部族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索取,“自是荒服者不至”,还引起犬戎和淮夷的不断反叛,乃至危及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穆王晚年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修改刑法,广收罚金,亦非治国良策。一个国君不以国家发展为己任,而是肆其私欲,极尽骄奢,滥用武力,巧取民财,既不能缓解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有效应对周边少数部族的军事侵扰,致使西周王朝坠入衰微之途。那种把穆王视为中兴之主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穆天子传》所载黄丕烈题跋——以天津图书馆珍藏的黄丕烈校跋本《穆天子传》为依据

本文以天津图书馆珍藏的黄丕烈校跋本《穆天子传》为依据,以"黄丕烈题跋"为讨论范围,旨在对黄丕烈是书题跋进行梳理,搞清楚《穆天子传》所载黄丕烈题跋情况,还其题跋旧貌,为学界提供完整文献。

巫王之玉——从《穆天子传》看西周玉文化的历史回归

对《穆天子传》所反映的西周玉文化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也要考虑到昭王南征而不返等历史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穆王去昆仑观黄帝之宫,可以说是对早期巫玉文化的一种回归。从以神为本的尊神文化到以人为本的尊礼文化,这种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昭穆时期,是周代具有人文精神的礼乐文化的确立时期,也是新旧文化的交替期。在这种新旧并存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前期文化的发展和处于转型期的阶段特征。而这其中"礼玉文化"的最终确立是以对前期"巫玉文化"的全面总结为条件的。穆王的西行寻玉、寻求巫权的支持,乃是为了完成王权神圣化的目的而采取的变通之法。

试论黔国公沐晟与明代中越之战

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与越南胡氏王朝的关系极为紧张,双方展开了历时长达二十三年之久的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奉明朝廷之命世代镇守云南的沐氏家族掌门人沐晟,也因此卷入战争之中,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