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无需”考

孟簋与班簋作为西周穆王世之标准器,其铭文同述毛公征伐东域叛戎事。然孟簋铭文所云之"无需"究竟何义,向无定说。"无需"即班簋铭文所记之"戎",实即史载穆王时之徐偃王。"无需"为偃王之字,""或为其名,名字皆得于其患膝骨之疾,而"偃"则为其号。文献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偃而不能俯,与铭文所记甚合。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周穆王非中兴之主

周穆王是西周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在他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虽多所兴革,但师心自用,并无励精图治的善政。他继位之初,即不顾治国理政的基本职责,肆其私欲,游行天下,后世以“不恤国事”言之,是对其国家元首资格的质疑。继之改变既定民族政策,加重对边地部族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索取,“自是荒服者不至”,还引起犬戎和淮夷的不断反叛,乃至危及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穆王晚年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修改刑法,广收罚金,亦非治国良策。一个国君不以国家发展为己任,而是肆其私欲,极尽骄奢,滥用武力,巧取民财,既不能缓解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有效应对周边少数部族的军事侵扰,致使西周王朝坠入衰微之途。那种把穆王视为中兴之主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武王伐纣日期的新推定

利用古籍和金文中所记载的日期和天象,以天文学方法,分析了武王伐纣的天数和年份,推断武王十一年是连续使用了两年。由此而复原出武王伐纣的全部日期和文王至成王年表,推定武王伐纣开始之年即受命之年为前1058年,武王伐纣克商之年为前1051年。

西周厉王、宣王纪日铭文的区分

从金文历日的共存、实际天象进行授历考虑,可以界定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对应时段。初吉并非月相。以月相为基础,对属于西周厉王、宣王时期的铜器进行分组,可以推定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厉王元年目前尚难推定。宣王历日说明当时以晦日作为月首。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先秦时期“周鉴”意识与话语符号的生成

周厉王被逐后,“周鉴”意识初步形成,且在这一时期的贵族文献中初具话语表现,指责厉王之失的“周鉴”成为贵族们纳谏王室的话语依据。幽平之际,有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时期,以西周灭亡为鉴的“周鉴”话语最终生成,“周鉴”成为贵族们伸张政治权利的话语依据。春秋时期,在“周鉴”意识影响下,西周后期的“谏言”与“谏诗”等文献档案,被重新编纂、整理,“周鉴”成为史官与贵族们维护礼制的重要话语依据。“周鉴”内容在被丰富的同时,也奠定了其体系化、符号化的基础。到了战国时期,在诸子文献中,“周鉴”常以“幽厉”小体系符号或作为“桀纣幽厉”大体系符号的一部分出现,体系化、符号化的“周鉴”更适应论说的需要,“周鉴”成为诸子论争的话语依据。

试论汉初封国与西周分封制度

汉初的封国制度与西周的分封制度在历史上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周的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实行的是“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形式。而汉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是“剖裂疆土”的分封。他们二者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在运用的手段上却是相异的。

周昭王南巡考

周昭王南巡溺亡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周与楚,周与汉江流域古方国关系及汉水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周人避忌,"其卒不赴告",正史纪实极少。自古以来,史学者对此有许多探究,但由于时代久远,对周昭王卒于南巡还是南征、为何落水及落水地等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本文依据史籍和调研资料,通过史典寻省、金文解析、杂史辨正、成因盈成四个辨考过程,考证周昭王卒于南巡,殉难于意外事故,事发地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堵口,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子河莲花石滩处渡口。

《穆天子传》与昆山之玉相关名物辨析

先秦多种文献反复提到昆山之玉,《穆天子传》记载的玉的产地,均在昆仑之丘北部,而以黑水流域居多。书中出现的玉的名称,玗琪指玉之首,即档次最高、成色最好的玉;琅玕指质地坚实、硬度大的玉;璿瑰指质地坚固而又有纹理的玉,古人把它视为智的象征;枝斯指分杈生枝、旁出别逸形态的玉,体现古人对怪异之美的欣赏。《穆天子传》所涉的西北边远地区,已经形成玉石采集、加工、流通的产业链。重■氏部落除了从事玉石的采集、加工,还生产玻璃装饰品。

论西周“文德”谱系的历史建构及其意义

“文德”是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周人在继承殷人天命观念的基础上,从文德层面对其取代殷人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做了解释。周人文德观念以文王、武王之德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到包括成王、康王等后嗣和王季、古公亶父、公刘、后稷等先祖,拓展至大姒、大任等后妃,从而完成了从后稷到康王的文德谱系。这对于建构周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西周城址的防御体系

目前已发现的王都、姬姓封国城邑、异姓封国城邑以及其他西周城址,按防御体系可分为简单设防的王都、设防完备的封国城邑和无人工设防的封国城邑三大类。王都城址背山面水,交通便利,均未发现城墙,凭借人工沟渠和自然山川作为军事防御屏障;远离统治中心的封国城邑在建国初期一般营建有城墙和城壕等防御设施,而距离王都较近的城邑,多营建于西周晚期;无人工设防的封国城邑,目前仅发现有大型墓地。不同防御体系的形成是周初分封制在军事上的体现,诸多封国构成一道道军事防御体系,拱卫了王都的安全。

再考和重排西周诸王年代之新发现——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

2000年国家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简本)之后,仍有不少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方式研究完善其结论。该文认为,应用SkyMap、易通万年历等电脑手机软件,分析西周上百个青铜器金文所载历法、天象,结合《今本竹书纪年》等古籍所载相关历史事件及干支纪年,可以推算还原西周诸王王年。该文再考、重排了西周十二个王年,特别提出了有别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武王伐纣之年为前1050年。通过干支历法与历史文献的相互验证,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西周有关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客观的,应该是古人对前人《汲冢纪年》遗存进行后续研究的一个历史断代工程文档,并不是简单的"杂陈",其内容值得进一步讨论研究。汤始建国为元祀。",以及《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语》以为十二年,盖通成君之岁也。"这两句表明古人在唐代的时候,就已对《今本竹书纪年》中的"干支纪年"进行分析,而且有不同观点。由此推理,《今本竹书纪年》这个古代的历史研究文本,应该不晚于唐朝。《今本竹书纪年》并不是简单的"杂陈",值得大家进一步讨论研究。附表商周王年断代工程年份推算年份金文、文献、甲骨文记载《今本》年份干支《今本竹书纪年》相应记载武王十一年前1051年庚寅(商纣王)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伐殷至邢丘,更名邢丘曰怀)。武王十二年前1046年前1050年"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为武王十二年、前1050年2月10日、夏历十二月三十日甲子,为武王克商之日。辛卯(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武王十三年前1049年《逸周书·卷三·丰保解》:"维二十三祀(应为十三年),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为周武王十三年、前1049年1月2日、夏历庚子腊月初一庚寅日。壬辰十三年,巢伯来宾。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秋,大有年。武王十七年前1045年《逸周书·卷六·明堂解》:"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为武王十七年。丙申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东宫。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穆公簋盖所记周穆王大蒐事考

西周穆王时期的穆公簋盖,因其铭文中个别字词的误释误解,导致盖铭所记事件性质不明。本文释铭文首句的地名为见于殷墟甲骨文记载的一个著名田猎地;又结合对铭文"商师"、"周"两地的考证,并与商代铜器宰甫卣铭文相关史实进行比较,判定穆公簋盖铭所记的乃是周穆王时期的一次大蒐活动,从而为研究西周时代大蒐礼和周穆王游行之事发掘了一份珍贵史料。

“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表明,西周昭王时期对江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分别为十六年伐楚、十七年伐虎方和十八至十九年的南巡狩。"昭王南征"是昭王季世经略南土史事的统称,实际上涵盖了伐楚和南巡。过去将昭王殒身归咎于楚人的说法,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认知。昭王巡狩南土途经随枣走廊,抵达今湖北黄陂境内的长江北岸,并于南下涉江途中殒身,这是由同时期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交通路线和南巡行程等因素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