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赋》颂章帝汶上明堂祭礼考订

东汉黄香的《九宫赋》中有大量的帝王神游描写,所以《艺文类聚》将其视为游仙之作。自南宋章樵援引汉代郑玄的“太一下行九宫”的易纬学说来为《九宫赋》作注后,《九宫赋》便又被视作附会九宫谶纬之作。通过对《九宫赋》疑难文句的疏证、篇章结构的分析,创作主旨的探究、文本系年的考证,推断《九宫赋》作于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于汶上告祀明堂之际,是一篇以明堂九宫为楔引、以遨游轻举为体例、以天子巡幸为主线的赞襄盛典、歌颂君德的颂圣之作。

庄子的“神化”——唐宋诏封庄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义

唐玄宗、宋徽宗诏封庄周“真人”“真君”之号,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神化”现象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庄周先后被封“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体现了“神权君授”的一面;同时,朝廷通过君权赋予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周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南华真人”之神迹。庄子的“神性”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单纯对“虚无之教”的崇尚。

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考论

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在南明史籍中被广泛记载,被杀原因可归纳为“不称臣”说和“挟功”说,两说关于被杀过程充斥疑问,许多细节有违常理。从伴使问题、陈谦之子追击唐王的真实性以及隆武二年闽浙两地相互争斗的社会环境等入手,可推知陈谦使闽的真实性较低。所确定的是,鲁王为诱结郑芝龙而派遣林必达、裘兆锦使闽,陈谦很可能只是裘兆锦在浙东士人文献中的“替身”。考察鲁王使臣陈谦被杀的真实性,对认识唐、鲁二藩争斗的过程和浙东士人所持有的文本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唐代童蒙“认知”教育解析——以“九愚”为中心

考释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九愚”的含义,解析其文化内涵,对深度解析其与唐代童蒙教育、家教的关系颇为重要。“九愚”行为可分为三类:耽酒逐色、求财不足、好衣薄德、悭贪恡惜是背离儒家重德轻物等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偏差“愚”行;自谈己善、好说他人、妒嫉胜己则是言语不善方面的“愚”行;行恶不虑、被辱不耻反映的是知过不改,不明事理的“愚”行。《武王家教》不仅将“九愚”行为判定为认知方面的偏差,而且也是造成“人命长短不等”和个人身份贵贱的影响因素。因此,子弟应该远离酒色、重德轻物、谨言慎行、谦虚礼让、知耻后勇、积善弃恶,杜绝“九愚”行为,建立良好的“认知”观念,树立人生远大目标,达到修身、立身的目的。

大唐西市的空间形态与文化特质解析

遗址具有突出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遗址的保护,不仅是指对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通过规划等各种有效手段来保护遗址周边环境。文章以大唐西市保护与规划为例,通过对大唐西市空间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解读,认识到了遗址环境的塑造对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论商汤亳都不在郑州商城

文章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实物资料和碳-14测年的数据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十个方面来论证 商汤亳都不在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在二里岗下层时期,是商王朝在亳都(即偃师商城)东面防御和进攻东夷的 军事前哨基地,军事重镇,在二里岗上层时期,是仲丁所迁的隞都。

《大唐故陆妃墓志之铭》考释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收藏的唐代《大唐故陆妃墓志之铭》,其志主与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大唐遂安王墓志之铭》的志主遂安王李世寿系夫妻关系。该墓志的发现,不仅为研究遂安王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研究北朝时期鲜卑豪族陆氏的世系增添了新资料。

南宋浙闽“猴行者”来源再探——以顺昌、泉州的田野考察为中心

南宋后期浙闽一带,出现了若干与"猴行者"相关的资料,曾被学者作为《西游记》诞生在浙闽的重要证据。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专项田野考察得出结论:浙闽一带不具备诞生《西游记》的文化内源,普遍存在的齐天大圣崇拜在宋元时还是比较单纯的民间宗教,与佛教、"猴行者"、取经故事都没有任何关系,它被吸收进取经故事并与"猴行者"合并,应该与杂剧《西游记》出现的时期对应;开元寺"猴行者"浮雕上"孔雀王经"字样的再发现,确认了"猴行者"的密宗身份及其与唐代不空三藏的关系,与唐僧取经故事大量孕育于中唐西北的新说遥相呼应,证明"猴行者"对于浙闽来说是一种外源性文化。

《南诏历代国王礼佛图》图释

《张胜温画卷》的作者张胜温应该是一位汉族画家。《画卷》第103开为《南诏历代国王礼佛图》,画面为南诏全部13位国王礼佛的场景,每位国王和王后的头上都有标志着身份的直行正书文字加框题榜,题榜中题写着各位国王和王后的帝王号或名字。其中6位国王的形象,来自《南诏图传》。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且最完整的关于南诏历代国王名号的资料,因年久剥泐,部分文字已很难辨认,笔者对此进行了辨证、补充。

浅析《西游记》中的人物性格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脱胎于唐朝玄奘取经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在西天拜佛求经途中遇到的各种磨练和传奇事迹。作为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前后提及了400多个人物,塑造了许多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如勇敢的孙悟空、懦弱的唐僧、善良慈悲的观音等。本文主要对唐僧师徒四人进行了分析。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元明之际“孙悟空”“齐天大圣”的文化身份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阶段划分——兼答齐裕焜、王枝忠、徐晓望等福建诸贤

《西游记》的成书研究近年才打破误说重起炉灶,新拟的过程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并有南北系统的区别。在杂剧《西游记》问世之前这个特定时期,孙悟空与齐天大圣并不是同一概念,它们是文化基质和身份、经历完全不同的两只猴。杂剧《西游记》将两只猴合为一只猴,对取经故事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福建的齐天大圣崇拜可以证明构成后来孙悟空形象的南方文化系统,但它并不等于孙悟空,更不能说顺昌就是孙悟空的老家。

新罗文武王对唐策略研究

文武王(661年—681年在位)是新罗第30代王,善于调整对唐策略,在助唐消灭高句丽的同时,不断壮大新罗军事实力,暗中收罗、扶持高句丽余众,与唐朝抢夺胜利果实,扩大新罗的实际占领空间,逐渐形成了与唐朝抗衡的军事局面。针对文武王的对唐策略,唐朝政府没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和新罗的关系中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最终放弃对新罗的进攻。唐罗战争结束后,唐朝的势力退出了新罗、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南部地区,新罗统一国家出现。

郑州商城并非成汤亳都

《汉书·历律志》引《世经》云 :“成汤方即世 ,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据此 ,可推得成汤立国为公元前1 73 5年。《世经》还说“自 (成汤 )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如此 ,则知武王灭商为公元前 1 1 0 6年 (1 73 5— 62 9=1 1 0 6)。另外 ,我们从《竹书》、《尚书》等记载武王伐殷……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越翼日癸已 ,王朝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师渡孟津 ,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 ,受 (纣王 )率旅若林 ,会于牧野……”可推得武王伐纣灭商为公元前 1 1 0 6年。此与《世经》所载“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完全吻合 (1 73 5— 1 1 0 6=62 9)。而郑州商城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 1 60 0年左右。因此 ,我们断定郑州商城绝非殷汤亳都 ,而是成汤之后的第九位商王中丁所迁的“阝敖”都。

王勃被斥出沛王府考论

王勃被唐高宗斥出沛王府一事,相关研究对其来龙去脉探讨不多。本文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比较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中的记载,认为《册府元龟》之记载较为可信,并由此认为高宗并没有亲见《檄英王鸡文》,而是有人挑拨离间,利用高宗对诸王争斗的敏感心理,有意将此事上闻,引起高宗对交构之渐的担忧,因而斥勃出府。虽然这件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考察王勃“浮躁浅露”的性格特征及其沛王府的供职环境,又可以看出事情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元代汪古史事钩沉

学界对汪古部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尚有一部分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汪古部史料。研究这部分史料有助于深入探究元代汪古人的历史。经研究发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高唐王阔里吉思发钧旨护持道教和佛教,赵王王傅横科扰民,汪元昌拥有司徒名爵,《中堂事记》中的马月忽乃就是汪古人月合乃,(黑旦)公在金代是女真人。

对“少林扶唐据贼与武术无关”的质疑——兼论助唐事件的嬗变

通过文献资料对目前部分学者所指"少林僧人扶唐据贼的历史事实与少林武术无关"进行考证,得出以下结论:"少林武僧扶唐据贼"只是少林僧人从事的众多军事行动中的一件;少林的尚武之风从北魏时期已发端,到唐朝的时候,有不少僧人从事武术练习,所以"扶唐据贼"的僧人应当是身手矫健的习武之人,而后人对这件事的各种演绎,亦是对少林尚武事实的推崇;参与事件僧人的数量是否为目前所指的十三人还尚待考证;"少林十三僧救唐王"的故事是在明朝万历之后才形成的。演绎过程大致是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期从"少林十三僧"演变成为"少林十三棍僧",之后在清初产生"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清朝中后期,这个故事被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秦东陵”相关问题初探

根据历史文献,所谓"秦东陵"应称为"芷阳秦陵"或"秦芷阳陵区"。目前考古所发现的秦陵并不是此前所披露的"四座陵园",而是"两座陵园";两座陵园的墓主分别应为昭襄王、唐太后以及宣太后。秦东陵还未发现的庄襄王及帝太后陵应在原三号陵园以北隔沟相望的杨寨塬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