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楚文化优势打造特色旅游景区——以项王故里旅游资源开发为例

作为"拔山举鼎的英雄"项羽的出生地——项王故里,应当突出特色,不断创新,深度挖掘地方文化(即西楚文化)底蕴,以文化为魂,全力荃释霸王精神,这对提升项王故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暑期在项王故里的实地调研,对景区的独特优势、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与整理,并尝试提出项王故里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若干建议。

再议廪君与向王

在关于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人们通常将古神话中的廪君和民间祭祀的向王合二而一,作为土家族始祖。本文对此说再次提出异议,从新搜求的资料中,归纳出廪君之外的向王和向王天子另有其历史原型与文化内涵,不应混同。并就廪君与盐水神女的爱情纠葛,从巫文化视角作了新的解读。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论灶书《郭丁香》的艺术特色

灶书《郭丁香》是河南固始县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曾对人们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灶书《郭丁香》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箭跺式的人物形象,传奇性的情节,二元对立的审美原则,交错运用的修辞手法等四个方面。

廪君神话新论

廪君神话内容丰富,但许多内容似被研究者误解。这是一则英雄神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始祖神话。廪君与其余四姓的比赛,是巫师斗法,旨在证明谁能蒙神护佑,以宗教首领而兼政治首领。廪君射杀盐水女神,不是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象征,而是男巫师在斗法中打败了女巫师。廪君神话没有证明巴人因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而崇拜白虎。廪君神话的象征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灶戏的文化模式——以《郭丁香》为例

灶戏是流传于信阳市固始县的一个稀有剧种。它的代表剧目是《郭丁香》,《郭丁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原唱、原生态的口头民间文学,它的唱词长达一万多句,可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相媲美。从灶戏的文化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具有的民俗性、情感模式及宗教情结。

《离骚》当作于顷襄王八九年间

本文指明汉人对《离骚》的创作年代,均有作于怀王和顷襄王时期的自相矛盾之说,并无"均在怀王之世,决无作于顷襄王时期"的"宏观"定论;《离骚》所透露的诗人年岁及"椒、兰"喻指,应在诗人将及"老"年且子兰当政时期,而不能在子兰尚未当政的屈原早年"初疏"时期;以诗中浪漫想象所显示的诗人所在地点及诗中出现的"南楚"、"湘潭"一带土语,证明诗人创作《离骚》时不在汉北或郢中,而是在"南楚"沅湘之间;并引秦汉之际律法证明,屈原时代,实行的是有爵者以"年五十六"为"老"的"告老"退休制度,由此推测诗人之作《离骚》大抵在将临五十六岁老年,且齐相韩夤尚未受命赴楚为相的子兰当政时期,即顷襄王八九年间。

西周文王祭祀诗礼新探

《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三诗分别侧重颂赞文王文德、文王受命和文王武功,在祭祀文王的典礼上唱诵。《维清》是文王《象》舞歌辞,参之《礼记》可知,文王《象》舞还包括《清庙》一诗。另据《吕氏春秋·古乐》所提“三象乐”之说以及“乐三终”的用诗制度,当时存在以第一首诗的诗题代指一组诗的命名方式,因此,文王《象》舞唱诵的组诗是由《清庙》《维清》在内的三首诗构成的。《维天之命》由于在修辞及题旨上与《清庙》《维清》二诗紧密相连,成为《诗经》现存篇目中唯一可能入选《清庙》组诗的篇目。该组诗在禘礼祭祖时降神文王的过程中由瞽人乐师登歌,其乐调部分即文王三象乐,其配舞即文王《象》舞。

黄道周“七十二卦”易历星象、中医藏象说述论

七十二卦说是黄道周《三易洞玑》文王易思想的基本特色,尽管在文王易上、中、下三卷其七十二卦的排法并不一致,但七十二卦若以圆图排布,乾乾坤坤四卦始终居于四正的位置,而坎坎离离、颐颐大过大过、中孚中孚小过小过十二卦则居于四隅,这十六卦在黄道周文王易思想中有着特殊意义。黄道周常以七十二这个数字延展出很多和天文历算、乐律、中医等相关的数理规律,从而以易象数把天文、乐律和中医统一起来,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是有些牵强,但他的这种以易象数范围天地人三才之道,探索天地万物整体性存在之内在同构性关联的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亡秦必楚与怀王之约

楚国在兵分两路救赵灭秦之时面临着"亡秦必楚"的契机,为了更好地灭秦,怀王与诸将制定了怀王之约。怀王之约是对秦国的处理方案,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项羽与怀王的矛盾不断激化,项羽后来破坏了怀王之约,并诱发了楚汉战争。怀王之约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同时也是刘邦统治关中的法理依据,促进汉帝国的兴起。

杀害“救时宰相”于谦的主谋徐有贞其人其事——兼谈所谓的于谦“迎立外藩”问题及其“襄王金符迷失案”

发动"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曾与于谦共同参加京城会试,并因为治理山东黄河水患和兴建水利之事而为世人所称道,四库全书评价他博览群书,时人亦称赞其才华出众。但名利心太重的徐有贞于"土木之变"时主张南迁,又因为求官未得而对于谦怀恨在心,最终成为陷害于谦的主谋。此外,"迎立外藩"之罪是如何栽赃到于谦身上的,对徐有贞该如何评价,文章将一一探讨。

《湘夫人》的写作时间及象征意义

《湘夫人》写于楚杯王三直年,其中的湘夫人象征被囚于秦国的楚怀王。

龙门石窟所见北海王元详石刻题记再研究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石窟,内存北海王元详题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充孝文帝南伐诸多细节,可丰富龙门石窟早期造像史内容,可展示北魏皇室贵族与僧侣阶层交往细节,可勾勒元详一家荣辱盛衰过程。将元详相关题记放在历史背景中考量研究,可充分发掘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为历史研究提供新史料。

《韩非子·初见秦》产生在秦庄襄王时期考

《韩非子·初见秦》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但该文又同时出现在《战国策》中。因此关于这篇文章产生的年代以及归属等问题便产生了争议。根据文中的避讳现象以及所使用的一些名称,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等进行分析,《韩非子·初见秦》应产生在秦庄襄王时期。

《中庸》地位提升的主因:宋初儒士推崇

学界对《中庸》在宋代的地位提升并最终成为四书之一的成因有较大的争论。事实上,在释僧智圆之前,儒士田锡、邢昺等已尽力推崇《中庸》。田锡助推《中庸》入科考;邢昺宣扬《中庸》心性之学,告诫君主和士人注重修身,由“内圣”而“外王”;陈充跟随朝廷崇儒风尚而释《中庸》;赵湘自觉阐发《中庸》,以斥杨墨、申韩之异端。正是儒士的推崇加速了《中庸》的传播,扩大了《中庸》的影响,推动了《中庸》学在宋代的兴起。并且,田锡、邢昺等对《中庸》所固有的“内圣外王”思想的自觉阐发及推崇,并非源自智圆或其他僧徒的影响,相反,智圆僧徒之所以热衷《中庸》,并以之作为调和三教关系的文献依据,还是宋初儒者及朝廷影响的结果。

“元王诗”考索

自宋代以来,《汉书》所载"元王诗"多被人目为《鲁诗》,但其证据存在诸多疑点。因此,考察《元王诗》的归属是进一步地弄清汉代《诗经》传承版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元王诗》被看作《鲁诗》的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元王诗》非《鲁诗》的原因,并比对了刘向《诗》学观点与楚元王封地附近的汉代《诗》简,从而最终判定《元王诗》是汉代《诗经》传授中的独立一支,刘向所习主要是《元王诗》而非《鲁诗》。所以从刘向《诗》学中辑考的"鲁诗"也非《鲁诗》。

关于汉文帝和昌邑王之史家叙事互文性探究

历史关乎事和义,而叙事手法则与文学存在不解之缘。而在今本《史记》中,《孝文本纪》乃为后人所补撰,它与《汉书·昌邑王传》虽属独立文本,然而却存在互文性关系。由于汉文帝被树立为前汉明君典范,而昌邑王却被霍光始立终弃,是一个失败者。而刘向之父刘德参与废黜昌邑王等事件,因此,《汉书·文帝纪》之叙事,就参照《昌邑王传》而撰成,一成一败,相映成趣,甚至在一些行事细节上,均凸显前者睿智、后者昏聩,而此《汉书·文帝纪》再被移入《史记·孝文本纪》,其作者正是与闻其事之刘向。

“封建”亡魂：秦楚汉之间的“六国”体制复辟问题新探

秦楚汉战争之间是一个英雄时代,以"功德"决定政权的归属,所谓"六国"封建体制复辟的问题并不真实存在,它在陈胜、项羽、刘邦三位主要政治领袖的政权建设中,只是反秦战争的工具,在实际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并无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帝业"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青铜戈一件,戈援细长上翘,中长胡三穿,内上有刻铭2行14字。铭“王二十三年”指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前284年);“家丞”为魏冉封邑陶之丞,也是器物的监造者。本文据此戈及十四年、二十年相邦冉戈、二十六年丞相戈等相关秦兵器讨论魏冉五任相邦的情况,昭襄王时期秦戈形制及战国晚期秦的工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