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壶历日考

陕西扶风县于1976年12月发现了三年■壶在内的一大批青铜器。学界对此三年■壶所属王世莫衷一是,有共王器、孝王器、懿王器、夷王器及厉王器五种不同的观点。本文在综合考辨上述诸说的基础上,立足四分历,仍持月相定点说,并结合■鼎历日,考定■鼎、三年■壶所载历日与孝王三年历日吻合,即谓■鼎、三年■壶当为孝王三年器。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爱才惜才的梁孝王刘武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通过对《西京杂记》以及谢惠连《雪赋》有关这个文学人物集团的描写的考察,可以看到梁孝王集团在后代文人文学想象中的意义。

清华简《摄命》人物关系辨析

清华简《摄命》是近年发现的一篇重要的书类命体文献,记载了周王册命伯摄管理狱讼事务的有关内容。对于篇中的周王,学界主要有穆王和孝王两种不同意见。据《书序》《史记》可知,伯冏被穆王册命为太仆之长,其职事与伯摄主管刑狱相异,也不具备伯摄的王子身份,因而伯臩非伯摄之讹误,《摄命》亦非早已失传的古文《尚书·冏命》。《摄命》篇中时王与伯摄为叔侄关系,且为时王身后的王位继承人。这种情况通过细考传世文献发现,只有孝王为懿王之弟,夷王爕为懿王太子,孝王与夷王为叔侄关系以相承王位的事实,才能与之吻合。是可证明《伯摄》篇中的王为孝王,册命对象伯摄即夷王燮。孝王弟及王位,虽与周人嫡长子继统法相违忤,但有利于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因此得到王室贵族认可,并未造成影响国家安定的社会震荡。嫡长子继统法通过自然法则选定王位继承人,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只有近代民主国家的建立,才能真正兴利除弊,使国家走向长治久安。

论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真伪及其文学史意义

考察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用韵可发现,枚乘等人赋作用韵,一方面与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先秦音韵体系大体一致,另一方面又带有西汉音韵体系特征,因此,这些赋作当形成于西汉初期,《西京杂记》所记可信。梁孝王忘忧馆群士七赋很好地展示了西汉前期辞赋发展以及文学活动的原貌,四言体赋创作呈现逐渐散化的发展趋势,臣子赞颂君主亦是辞赋的重要主题之一,文学侍从群体性分题作赋、竞文斗才的风气已早见于诸侯王藩国。

高句丽烽上王之死考辨

烽上王是高句丽史上一位死于宫廷政变的君主,虢其位而后继者并没有对他在位时的作为进行正面的载记,反多污蔑诋毁之曲笔。历史上,真正的烽上王虽好治宫室,但并不能否定其政治上知人善用,军事上两次成功击退慕容廆侵犯的功绩。究其本质来看,烽上王之所以被弑杀,是因为其没有妥善地处理好平衡消奴部与绝奴部之间的权力制衡,是其试图压制部权策略失败的结果。

东城里今地考辨——兼说齐梁帝王萧氏“籍贯”今地的表述问题

考证认为:齐梁帝王萧氏的故里东城里为今丹阳东城村;齐梁帝王及其宗族的籍贯今地应正确表述为"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丹阳东)"或"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丹阳东)"。

文化误读:从中国传统的“孝”道看《李尔王》的主题

在《李尔王》的译本中,原文中表示血缘本性关系的概念nature和love译成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孝",使读者产生了错觉,仿佛莎翁在原作中宣传儒家伦理道德观。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悲剧似乎十分经典的契合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的忠孝观:正面有忠臣肯特,孝子女爱德伽、考狄利娅;反面有不孝女高纳里尔、里根,不孝子、不忠之臣埃德蒙。原著中,莎翁借助李尔所呼吁的孝道(孝亲报恩)是一种美好的道德伦理义务,这正好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思想。

“行道”与“得君”——宋孝宗时代的朱熹与周必大

朱熹与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代不同类型政治人物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朱熹在孝宗时代逐渐走上道学领袖的位置。朱熹的"得君"之路并不顺利,他更多地是以"行道"的方式,试图通过道学来匡正君心和整治人心,从而改变时世。而作为一般职业官僚的士大夫周必大则是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周天子尊诸侯之称与《柞伯簋》相关问题

《柞伯簋》中的柞伯,被周王称做"小子",这是考察柞伯世代的重要依据。依据文献及西周金文中周天子尊诸侯之称的材料辨析柞伯的世代,《柞伯簋》中的柞伯不可能是胙国的始封君,而是后任者。至于具体世代,只能根据作器的年代进行大致的推断而不能定论。

“舜不告而娶”何以是大孝、至孝——兼论儒家“孝文化”层级与理论框架

汉以后的儒家对舜“娶亲不告父母”很难完全认可。有人说“舜不告而娶”是“为父担责”,但“责”总是难免;有人说是“事急从权”,但终归是“权”不是“正”;也有人以“不告而娶必乱大伦”抨击虞舜。这些批评忽略了,在孝文化延续家族血脉之“孝”面前,其他“大伦”只能让位。“舜不告而娶”因为是“续后”的必要,所以是高于“大伦”的“大孝”。由“孝之始”到“续莫大”“五不孝”“三不孝”等儒家元素建构的“层级框架”,足以诠释“孝”之层级高低及“舜不告而娶”的孝文化价值,并提供“孝文化”舍鱼而取熊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