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易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基于管理与环境视角

易学在解释"管理与环境"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可以将建立在周易基础之上的管理理论称之为易学管理理论或周易管理理论。一方面,易学管理理论有别于西方主流体系,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并非完全不可能从西方的理论视角理解。由此,易学管理理论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适与共通的。从独特性与共通性而言,中西互释是建立管理学中国学派、发展中国管理学术的唯一途径。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裘卫器铭中的公社与礼制——西周时期法律关系设立的再思考

西周时期礼制的法律功能,乃是从礼仪程序中体现出来的。从九年卫鼎铭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时期法律关系的设立和礼仪程序密切相关。裘卫器铭(九年卫鼎)中"公社"成员的出现,是社会发生变化后,礼制试图扩张自己的领地,继续充当法律角色的表现。礼制通过严格的程序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起到约束双方行为的作用;所谓的"刑书"也必须以礼制性程序订立、公布,由此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礼制程序的法律作用在春秋以后开始减弱,不依赖礼制的成文条款开始在法律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弃礼而征于书"的刑书即为其标志。

肃卣之“仆”与西周军事制度

"仆"作为从事征战的夷仆,在西周金文中意义重要,山西绛县横水M2倗伯墓中出土的肃卣铭文给人们认识这一点提供了资料。铭文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军事制度。倗国和周王关系密切,来自于倗国"邑人"的夷仆受周王支配,其纠纷需要周王过问。倗国虽为戎狄,其制度与组织一定程度已和周人封国看齐。西周时代周人和各氏族部落混居融合,作为至尊的周王,势必对这些戎狄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东征"的力量,为周所用。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西周时期里的管理形态——兼论里与邑的关系

里是西周时期一种重要的社会基层组织,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基层社会的管理。实际上,西周时期的里被设置在不同族姓居民混杂居住的地区,是用来管理来自不同姓族的零散居民和已经失去宗族依托的平民的组织。它在城市的城区地带和郊区地带,乃至乡村之地皆有设置。它有着自己的内部特征。另外,西周时期的里,在设置区域、服务对象、内部居民方面都与邑有着根本的不同。

论“帝乙归妹”与商周联姻无关

本文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的“帝乙归妹”与《诗经·大明》描写的周文王迎娶“大邦”之女一事无关，不宜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并据以说明其他历史问题。

“顾瞻过于有河”解

"顾瞻过于有河"是今本《逸周书.度邑》中的一句话,是说武王在嵩山之巅回头朝北面的黄河及其以北地区瞻望。这句话所在语境中的南望、北望、顾瞻、宛瞻,是说武王在嵩山之巅选择雒邑地址时依次朝南、北、北、西北三个方向的四次瞻望。西周早期的天亡簋也记载了武王向三方瞻望以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武王将雒邑地址选在嵩山之下的夏人故地附近,既有祈求上天保佑的宗教意图,也有继承夏代正统的政治目的。

《史记》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表初探

对《史记》“十二诸候年表”、１２“世家”和若干“本纪”的纪年与历日记载的分析表明：自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时期的纪年法，以次年王公纪年法为主流，当年王公纪年法为支流，并杂以若干非常规的王公纪年法；春秋时期其他诸侯国历法和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建正有建子、建丑之别；司马迁对这些纪年与历日的记述，是依据《春秋历谱谍》等可靠的史料作出的，其所构建的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代，只有比例很小的失误，其整体是可靠的；西周共和元年是为公元前８４１年，可作为后计其后年代、前推其前年代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点。

“无需”考

孟簋与班簋作为西周穆王世之标准器,其铭文同述毛公征伐东域叛戎事。然孟簋铭文所云之"无需"究竟何义,向无定说。"无需"即班簋铭文所记之"戎",实即史载穆王时之徐偃王。"无需"为偃王之字,""或为其名,名字皆得于其患膝骨之疾,而"偃"则为其号。文献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偃而不能俯,与铭文所记甚合。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

豳公盨与益启传说的再认识

豳公盨铭文的再读,对弄清迄今争讼不绝的启益关系的悬案的来源有很大帮助。现存的战国以后文献的分析与豳公盨铭文的佐证指向“启干益位”说;“益干启位”说有可能是源于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豳公盨“益奸懿德”一句的误读;“益启揖让”是孟子对上古时代禅让故事的深化。

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

古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晋侯与周王世次对应关系存在明显错误,晋靖侯至晋穆侯的系年有讹脱。根据古文献、金文、考古资料可以对《史记.晋世家》进行订正。自周成王至周幽王十世,犹自唐叔虞至晋文侯十世,世次基本对应。进一步,还可考证出晋靖侯以降西周时期晋侯系年。

周穆王非中兴之主

周穆王是西周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子。在他统治的半个多世纪里,虽多所兴革,但师心自用,并无励精图治的善政。他继位之初,即不顾治国理政的基本职责,肆其私欲,游行天下,后世以“不恤国事”言之,是对其国家元首资格的质疑。继之改变既定民族政策,加重对边地部族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索取,“自是荒服者不至”,还引起犬戎和淮夷的不断反叛,乃至危及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穆王晚年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修改刑法,广收罚金,亦非治国良策。一个国君不以国家发展为己任,而是肆其私欲,极尽骄奢,滥用武力,巧取民财,既不能缓解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有效应对周边少数部族的军事侵扰,致使西周王朝坠入衰微之途。那种把穆王视为中兴之主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周易》“王用三驱”阐说的学术史考察

前人对《周易》"王用三驱"的释说,大致可分政务说、道德论两类。前者以王弼、孔颖达为代表,主要从狩猎文化的角度,用"三驱之道"喻比王者"唯贤是与"的用人之道。这一释说与曹魏、唐初的政治背景及其人才政策有关。由于《周易》王注、孔疏影响甚大,此后注、解《周易》者大都沿袭此说,进而附会以如军事等行政或政治事务,从而成为传、注"王用三驱"的传统。而从马王堆出土帛书、传世文献等记载看,以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之德阐说"王用三驱",早在上古即已出现。唯因政务说流行颇广,道德论始终未为儒者瞩目。直至北宋程颐传注《周易》时,"王用三驱"的释说才回归儒家说《易》传统。尽管两类阐说都是针对狩猎活动而发的,但"王用三驱"的道德性阐释更契合《周易》原旨。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