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昭王时期南土经营的差异化路径与治理模式转变——以金文材料为中心

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汉淮间两大地理单元,也是昭王南土经略的重点区域。针对两地不同的政治地理价值,昭王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对南阳盆地以政治统制为主,而对随枣走廊则以军事控制为主。面对昭王南征失败后南土动荡的局势,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与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地区的有效统治。从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宜”之法始终是周人变更区域发展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楚王卲戟与楚康王称谓

楚王卲戟是楚康王所作,而楚王戟应是楚共王所作。楚康王名卲(昭、招),字樊。金文中的“楚子某”之称应是“楚+子某”的结构,是春秋战国时期除楚国国君及其子、孙之外,楚国贵族的一般称谓,并无等级或范围的限定。

黄金台考

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复国中兴,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黄金台只见于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却不见于早期史书。而在传说中,黄金台又有多处。到底燕昭王当初是否筑了黄金台,其位置又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蔚为大观的黄金台现象?历来缺乏系统的考证。本文从黄金台名称的由来,黄金台的位置,黄金台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对燕赵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予以系统考证辨析,理清其源流。

试论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

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是战国中期在赵国上演的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武灵王以改变军事为切入点,胡服骑射,移风易俗,富国强兵;使用教化方法以理服人,渐次推行,过程长,代价小。武灵王提供了循次渐进的温和的改革模式,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昭王南征诸事辩考

周昭王南征.前人及时贤多有论及,但涉及昭王南征的对象、目的、线路等诸问题,则多有歧异,故不得不辩。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器铭文,对昭王南征作一简单辨析。本文认为,周昭王南征的对象是周初溃逃江南的殷民旧族,南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江南的铜锡,南征的线路则渡汉水击荆楚,沿颍水、汝水而下伐虎方。

秦昭王长城“堑”特征新探——以陕西吴起秦昭王长城为例

"堑"设置是秦昭王长城显著的特征,在陕西吴起表现的尤为明显,主要以陡壁和与之配套的平台形式存在。堑特征加强了秦昭王长城的防御力度,体现了秦昭王长城修筑的因地制宜原则,也反映了当时防御武器的射程范围和数学计算水平。此外,从最新调查的陕西吴起县三道川长城设置看,秦昭王长城在防外的同时也防内。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赵孟頫书法东传及朝鲜松雪体书艺

赵孟在世时,他的书法就由高丽忠宣王传到东邻高丽。朝鲜初期,在王室倡导下,形成一个占主流的书法流派,被称为"松雪体",独领风骚二百余年,涌现了以安平大君为代表的一大批松雪体书法家。至今,一些中国所不见的赵孟书迹仍在韩国流传,其中《证道歌》是最重要的一种。高丽、朝鲜时期形成的"赵孟现象"不仅值得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更应引起中国书法界的高度重视。

游走于江湖与官府之间——《七侠五义》中展昭形象分析

《七侠五义》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侠义之士,讴歌和赞美了其"侠之忠"与"侠之义",并且使这些侠士及其侠行、侠节,侠行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一个核心和主体。作为"侠士"的代表人物,展昭的形象历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初读《七侠五义》认为展昭只是"侠之忠"的刻骨追随者,但是在深入了解作品的的写作背景后再读这本书,则发现展昭身上所体现的是另一类"侠之义",展昭就是"忠义两全"的完美结合者。

庄辛行年考辨二则

庄辛是楚顷襄王时期的大臣,其事迹所载无多,仅见存于《战国策》《新序》《说苑》等典籍中。在庄辛为数不多的事迹中,时间线索比较清晰的当属其劝谏楚顷襄王之事,见载于《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和《新序·杂事二》。断代的关键,在于上述二书中的史实,即秦国攻取楚地的年代。由于秦国在此次伐楚过程中曾有反复,导致整个战役延续了三年多。其中,秦先后两度攻取巫山,第一次在楚顷襄王十九年,庄辛进谏当不晚于此年。之后,庄辛立即前往赵国,在滞留了三年多后才返回楚国。与庄辛进谏有关的时间节点,无论《战国策》还是《新序》,都存在夸饰之处,需要结合《史记》加以考辨和订正。

周昭王死于地震说

周昭王南征楚国、兵败身死的史实不是人为因素,而是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周人信仰天命,史官对昭王地震之死事件采取避讳态度,这样处理是避免公布事件的死因引起社会骚乱,从而动摇周人的思想统治基础。

从P.T.1287卷赤德祖赞传记看南诏与吐蕃关系的变化

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7卷赤德祖赞赞普传记中,记载了南诏阁罗凤赴蕃"称臣致礼",赞普赐以"钟"之名号;又记载了南诏大军将、清平官段忠国后来又赴蕃晋见赞普,赞普君臣作歌等。这些事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中的大事,反映出双方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汉文史籍失载,但此传记时间、地点又记载不详。结合南诏文献及汉文史籍记载分析,阁罗凤赴吐蕃拜见赤德祖赞并称臣当在姚州之战后,即天宝九载末或天宝十载初(750-751年),地点可能在浪穹或剑川,但更可能在今西藏拉萨或某地。段忠国出使吐蕃的时间可能在赤德祖赞去世的当年,也就是天宝十三载(754年)。

元代汪古史事钩沉

学界对汪古部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现存历史文献中,尚有一部分前人未能充分利用的汪古部史料。研究这部分史料有助于深入探究元代汪古人的历史。经研究发现,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高唐王阔里吉思发钧旨护持道教和佛教,赵王王傅横科扰民,汪元昌拥有司徒名爵,《中堂事记》中的马月忽乃就是汪古人月合乃,(黑旦)公在金代是女真人。

新见秦兵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考

本文介绍了一件新见的上郡守绾戈，该戈铭文尚属首见，为秦史研究添加了新的资料。本文认为此“上郡守绾”当是见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五大夫绾”，而非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丞相王绾。

刘宋诸王与鲍照诗风形成关系之探讨

鲍照历仕刘宋诸王幕府,并在孝武朝做过一段时间的太学博士和中书舍人,作为侍从文人,刘宋诸王和皇帝的审美兴趣对其诗歌形式及内容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刘宋诸王对于吴歌西曲的喜欢,促使鲍照创作了二十五首吴歌西曲,使吴歌西曲创作渐趋文人化;刘宋诸王对于流行舞曲的喜爱,则促使鲍照摹拟创作了一些七言乐府的歌辞,在七言诗的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服骑射与丝绸之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历时12年,强军强国大见成效。他认同游牧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林胡、楼烦,结为盟友,兵不血刃,获得阴山漠南广阔的草原。赵国从代地直到阴山,至高阙筑长城为塞,并且设置云中郡、雁门郡、代郡,扼据通往胡地的要冲。赵武灵王深谋远虑,远远超越战国说士之见。他的胡服骑射的大略,也为赵国和诸侯各国与北方、西方胡人通关贸易创造了比前人更优越的条件。和胡人通商贸易,赵国捷足先登,而古代的阴山漠南是必经之地。这就是赵国开通的远古"丝绸之路"。今天的内蒙古是这条"丝路"的主要通道,呼和浩特正在这条"丝路"的节点之上。在探寻历史渊源的同时,对阴山漠南的云中、原阳、成乐、三座城池以及山川河流,相关民族部落、地域地名进行考证;文中对赵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林胡、楼烦的关系进行阐述;并论述胡服骑射对战国丝路的历史意义。

周昭王南巡考

周昭王南巡溺亡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周与楚,周与汉江流域古方国关系及汉水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由于周人避忌,"其卒不赴告",正史纪实极少。自古以来,史学者对此有许多探究,但由于时代久远,对周昭王卒于南巡还是南征、为何落水及落水地等问题,尚未能达成共识。本文依据史籍和调研资料,通过史典寻省、金文解析、杂史辨正、成因盈成四个辨考过程,考证周昭王卒于南巡,殉难于意外事故,事发地在堵河与汉江交汇地堵口,即今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子河莲花石滩处渡口。

关于赵武灵王陵位置的几点认识

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统治时期的赵国国富兵强、幅员辽阔,进入全盛期。但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晚年竟然沦落到饿死沙丘宫的下场,着实令人惋惜。关于赵武灵王死后究竟葬于何处,历代文献典籍均有不同记载,主要有灵丘说、沧州说和邯郸说。而依据现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赵武灵王陵位于元氏县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邯郸命吏”侧证

利用考古与人种资料,论证了文献所记"邯郸命吏"记载的基本可信,并说明战国晚期北方长城地带由赵向北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与族群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