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

本文经过对在《史记》《战国策》以及《韩非子》中秦国对外问题相关的记载和论述的分析,试图探讨在公元前256年发生的以周王室的终止和鲁国的灭亡为契机而出现的历史情况,并且藉由将之理解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时代,重新诠释此35年秦国的动态的历史意义。本文推论:秦国在攻灭周朝之后虽然还是扩张其领土,秦主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地位从"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新天子,为此,秦廷似乎追求"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然而,进于前230年代后期,随着李斯的掌权,或许也由于为了对付赵国的问题等,秦廷对外政策也从如上模式转换成由直接灭诸侯的方式。因此,所谓前221年"一统天下"应该并非秦国从历来自然推行过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的政策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新局面。

秦“北边”战略与统一进程

秦始皇实现统一,其功业并不限于"禽灭六王",亦包括向北河和南海的军事拓进。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秦对于"北边"的关注,在统一进程中亦有显现。秦昭襄王时代"伐灭义渠",据有上郡,对于"秦地半天下"以及"昭襄业帝"历史变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秦始皇时代蒙恬经营"北边"对于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先秦时期最高统治者名称改变所显示的王权变化

从传说时代到秦统一六国,最高统治者的名称经过多次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暗示着王权的改变。从传说时代到夏、商、西周,名称由帝到王,标志着从军事民主的禅让制过渡到一统天下的家天下,但一统较为松散。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周天子依然存在,周天子的权力不断衰落,甚至诸侯国国君的权力也在被削弱,家臣和卿大夫的权力在上升,一些诸侯开始称王,一些卿大夫夺取诸侯的权力也开始称王,共分权力,说明周天子不能再一统天下了。从战国到秦统一六国,由王改为皇帝,标志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成。从此以后到清朝灭亡,最高统治者都称皇帝,权力也集中在皇帝手中。

尉缭与《尉缭子》新考

关于今本《尉缭子》一书的真伪、形成情况及作者生活年代、具体身份等,历来多有争议。自银雀山出土了《尉缭子》残简,"伪书说"遂寢,然而不少问题学界仍有分歧。尉缭本战国末年魏人,其先为顿国贵族,为顿氏,名顿缭。因晚年至秦任国尉,后人称之尉缭。书中关于政治、军事的大部分篇章成于魏安釐王之时。安釐王末年信陵君合五国以伐秦时缭得到重用。信陵君与安釐王先后死,他看到魏国局势已无法挽回,闻吕不韦被免相,遂至秦,任国尉。对于今本《尉缭子》中各篇的写成时间与背景,可以从四个阶段进行分析。

《史记》所见先秦时期帝王在秦东的战争活动

《史记》所记载的帝王在秦东的战争活动,主要在先秦时期,内容涉及巡狩和征战,具有系统、全面、权威的特点;《史记》记载的帝王在秦东的战争活动,展现了帝王的战争方式、战争态度、战争观念及战争风格,是秦东地方战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显示了秦东地区在帝王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再谈“十九年相邦■”戈的考释

"十九年相邦■"戈是近年出土的一件形制和铭文都极为特殊的纪年铜戈,本文通过对此戈的再考证,认为是铸造于战国末期的韩戈,铭文中提及的相邦名对秦统一前后秦国的相邦人属提供了新的材料。

君臣之际 遭遇斯难——从笔记小说探讨太宗与魏征

贞观之治,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荣景。太宗与魏征,在史上可称是君臣相得的典范,后人保留的太宗和魏征形象,是否是史家粉饰的结果?君臣之际遭遇斯难,文章试图从唐人相关的笔记小说记载,探讨太宗如何鼓励进谏并虚心纳谏的行动;也相对观察魏征如何扮演'诤臣'的角色;继而,观察君王标榜'用贤纳谏'是否真能始终如一。从笔记小说所反映的社会视角,以及所呈现的细节和观点,期对太宗和魏征的君臣相待,有更具体而微的知见,也对其间的人性表现有更多的理解。

司馬遷與《過秦》篇

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选释与相关问题探析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按照年代顺序记录秦昭襄王元年至汉文帝十六年的大事。本文选取其中部分简,就此对秦昭王时秦与东方六国之战、《岁纪》与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庄襄王之事纪年格式的差异、始皇帝与汉文帝之事、西汉南郡太守以及灾异记录等问题作了探讨。通过与《春秋》以及《编年记》对比,还讨论了此类编年体史料的编撰问题。

《黄帝内经》逻辑思维文化探源

正名、别异、比类均为逻辑思维中的重要概念,不仅是中国古代名辩学的基础,也是《黄帝内经》逻辑体系的核心。从先秦文化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逻辑思维的根源,在名实关系上,《黄帝内经》把实看成第一性,而名是第二性,随着其所反映的实的变化而变化,这主要受到墨家及稷下学派对名实关系认识的深刻影响;在对待事物同异的问题上,《黄帝内经》并没有片面地强调同或异,而是认为要辩证地去认识同异之间的关系,这与墨家学派和名家惠施的观点基本一致;在运用比类方法时,《黄帝内经》与墨家学派和荀子注重的通过实际经验去概括类的概念相一致,而不同于孟子就先验方面去规定一些类的概念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