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周代的“孝道”论与“孝治”观

周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觉醒时代。在周代的道德观念中,“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孝”指对父母、长辈的供养、尊敬。周代继承从上古到夏商祭祖活动中的“孝行”并加以改造,从中抽象出自觉的、理性的“孝道”观念。《尚书·周书》《诗经》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孝道观念。春秋末期,孔子、曾子对此作了重要发展。在此基础上,《孝经》提出以孝平天下的“孝治”观,孟子对“孝道”涵义作了进一步发展。战国后期,《礼记》《荀子》对“孝道”内涵作了补充和深化。《左传》《战国策》以赞美的态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行,彰显着儒家“孝道”观念在这个时期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综合周代的孝道、孝治思想,提出“务本莫贵于孝”。文章基于对周代典籍的个案研究,对散见于其中的孝道思想做了集中的分析评述,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明清瓷器上“文王访贤图像”的设计特征研究

访贤图像在明清陶瓷中大量出现,因其既展现了帝王礼聘贤士的高尚品格,又蕴含着受聘入世、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景,而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同时来自中国画、民间版画、小说也为瓷器图像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本文以瓷上“文王访贤图像”为线索,通过探究其来源、图式的借鉴与强化和图像中主体人物形象、符号元素、叙事情节来分析其设计特征,为陶瓷人物故事图像的解读提供些许思路。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唐代童蒙“认知”教育解析——以“九愚”为中心

考释敦煌蒙书《武王家教》中“九愚”的含义,解析其文化内涵,对深度解析其与唐代童蒙教育、家教的关系颇为重要。“九愚”行为可分为三类:耽酒逐色、求财不足、好衣薄德、悭贪恡惜是背离儒家重德轻物等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偏差“愚”行;自谈己善、好说他人、妒嫉胜己则是言语不善方面的“愚”行;行恶不虑、被辱不耻反映的是知过不改,不明事理的“愚”行。《武王家教》不仅将“九愚”行为判定为认知方面的偏差,而且也是造成“人命长短不等”和个人身份贵贱的影响因素。因此,子弟应该远离酒色、重德轻物、谨言慎行、谦虚礼让、知耻后勇、积善弃恶,杜绝“九愚”行为,建立良好的“认知”观念,树立人生远大目标,达到修身、立身的目的。

周文王受命称王考

史称周文王平虞芮之讼而受命称王 ,后儒曾以正统观念加以怀疑是不对的。文王受命并称王在西周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是有充分证据的 ,也是完全可信的。周文王受命称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0 5 8年。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

《楚辞·天问》有关商末周初史事的记载,在楚辞学界仍存有歧义。通过对新出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天问》反映了商末周初的基本史实:文王被封西伯,"号衰"以行九邦;商纣俎醢梅伯以与文王等诸侯盟誓,巩固自身统治;周人迁岐社社主为军社,开始征商历程;周公"不嘉"武王对殷纣的猛力射杀,在他制礼作乐时取消了以人为牲的习俗。

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

在周“二王并立”这一政治格局形成之际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即《竹书纪年》之“西申”。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宗周西陲的政治基础 ,具有与周王室世为婚姻的政治地位 ,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故宜臼被废之后奔“西申”

《诗经》性别称谓与周人的审美倾向

《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性别称谓,折射出周人特定的审美倾向。"君子"、"良人"、"叔"、"武夫"等男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男子"德"、"貌"、"才"之"温厚勇壮"的审美倾向;"淑女"、"佼人"、"硕人"、"静女"等女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女子"德"、"貌"之"窈窕淑善"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以农为主的经济、多子多孙的观念以及礼乐文化有关。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用事”还原与古诗解读——以《短歌行》为例

今人对前代诗文所用典故的理解与作者的理解可能会出现差异,也可能对诗文用典不察,这都会影响对诗句甚至是诗歌旨意的理解。通过对曹操《短歌行》中《诗》典的考释"还原",文章对《短歌行》诗旨进行了重新解说:用《鹿鸣》成句,乃曹操以周文王自喻,表达礼贤修德而欲孙、刘输心来归之意;化用《正月》诗句,乃曹操以周武王自喻,暗示以力征实现统一;末以周公忧勤为比,昭示辅治天下情怀。《短歌行》乃曹操抒发其欲集文武周公三圣之业于一身之志意,是赤壁决战前酒宴中的狂热抒情。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武成》历日解析

全面分析月相术语、《武成》历日和武王代纣年代的关系。以生霸望一死霸朔、生霸上弦-死霸下弦和生霸月初-死霸望后三种月相说为例，分析了《武成》月相历日。加以岁在鹑火、日在析本的条件，得到克商的首选日期分别在公元前１０７０年、公元前１０７１年和公元前１０４６年。文章得到的一系列中间结果可供历史学家在综合各方面信息时作参考。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周公庙墓地性质管窥

根据岐山周公庙墓地目前的考古发现,认为其性质为周王陵的可能性很小,而极可能是周公家族墓地。作为西周政治中心的丰镐一带,或仍然是今后寻找周王陵不应放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