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出土的一些器物

本文对长安和洛阳地区三国至北朝墓葬常见的铁片形器、铁钩形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它们分别是地券、铭旌及旐的竿首,这些认识对探讨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范成大《揽辔录》单行本与节录本探原

《揽辔录》是范成大使金时撰写的一部记述奉使行程及见闻的日记。其编撰根源于古代聘使活动中使臣撰写行记的传统,目的是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揽辔录》在成书之初为二卷,但在流传中被缩减为一卷。《揽辔录》二卷本早已失传,但《三朝北盟会编》和《黄氏日抄》所节抄的内容均来自二卷全本,对传世本有补证作用。另外,《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也是范成大使金记行的一种方式,可与《揽辔录》相参证。这些流传的版本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联系,集中起来可基本认识《揽辔录》的全貌。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综述

渤海国是我国历史上由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于其地设立东丹国,开启了对渤海遗民的统治和管理。渤海遗民数量众多,在辽金两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状况的实态。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初中历史单元作业设计与评价——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例

立足长时段、大视野、大单元概念的单元作业设计是落实核心素养的必备、新兴路径。文章通过对初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进行分析,坚持目标、问题、创新导向,并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例进行具体单元作业设计,通过识读地图与解读文献、实物,提高学生汲取和整理史料信息能力;通过引导学生从“延续与变迁”等视角对史事进行诠释与评价,掌握“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认识各民族之间加强交流、交往与交融的历史时空;通过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进一步体悟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背景下的进步因素,认识这一时期“上承秦汉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启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地位,涵养家国情怀,从而达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

金末女真将领殉节现象探析

金末战争中共有84位女真将领为国殉节。他们的出身、殉节方式呈现多元化特点。其中大多是从四品及以上的中高级将领,殉节时间主要集中在宣宗贞祐、兴定,哀宗天兴年间。金蒙双方军事实力的客观差距,金末军政败坏、军纪松弛,忠孝观念影响是殉节的主要原因。大批女真将领殉节对金的政治、军事造成冲击,不仅打击了君臣的作战信心,还造成“将帅乏人,兵不复振”的局面,加速了金的灭亡。

《金史·百官志》三等国号制及其渊源

《金史·百官志》详载大、次、小三等封国之号,但并没有标明时间断限。经与《大金集礼·亲王》封国条例比较,《百官志》上述内容最接近大定十四年颁布的制度。本文结合相关记载总结志书封国制条的编纂模式:元朝史官以“大定格”为基础,根据金实录中的相关记载相应改纂,最终杂糅整合而成。所谓“明昌格”并不存在。关于这项制度的创制,《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十月辛未条记“定封国制”,此属天眷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金初汉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探寻封国制度起源的线索,发现其仿效自北宋景祐三年(1036)首创的三等国制。从前后时代制度演进脉络中考察金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金承宋制的主题下,这体现了秦汉以降传统的王爵制度到宋金时代发展成三等国号制的典型特征。

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

近年来,随着对甘肃省境内一批汉至晋代古墓葬的抢救清理,获得了不少随葬品,简牍、帛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简帛文书主要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状况。本文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搜集并作简考,提供给学界。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

试论赵简子的“北进战略”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各自为政,身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高瞻远瞩,从赵氏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了“北进战略”。“北进战略”对赵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论金和太平天国时期诗作的思想内容

金和是清末著名诗人,其太平天国时期的诗作影响很大。钱仲联先生评论道"所恨詈红羊,有负杜陵笔",认为其诗歌诋毁太平天国,因此不足称为"诗史"。应从清末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普遍态度、金和诗歌的纪实性、金和诗歌的主要内容、人民性等方面,全面客观评价其诗歌。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建国之初就有意与宋联合,后来,宋人主动前来请求结盟,自然是求之不得之事。阿骨打虽然希望得到宋朝的援助,但他不同意以比宋朝地位低下的身份乞求宋朝的援助,而是希望在对等的条件下与宋交往,并使自己的国家在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阿骨打在与宋联盟中注意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权益,但他又与金朝一般大臣的贪得无厌有所不同,反对败盟,主张与宋继续保持盟好关系。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阮籍至东平考

阮籍之所以要到东平,司马昭之所以一听阮籍要去东平就大悦,去后之所以仅十余日就还,就在于阮籍通过到东平和《东平赋》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并表示要对其有所作为。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