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虎关师炼《济北集》对杜甫的接受

虎关师炼《济北集》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皆体现出对杜甫的推崇与接受。《济北集》“诗话”对杜诗的接受与评价表现在自出新见的杜诗诠解和“尽善尽美”的评杜之语两方面。在具体创作方面,虎关师炼仿习杜诗语汇和七绝体式,承杜甫所创之题而以平静自适为主要情调。另外从他对陶渊明评价中可见其对杜甫的推崇和摹习在根本上源自其与杜甫思想及诗学观的一致性,即学道匡君的用世之心和不拘“清淡”、提倡情性雅正的诗学观念。虎关师炼对杜甫的追摹同时体现了他对宋代诗话评杜理论的辨证吸收,推动了杜诗在日本文坛的经典化进程。

虎关师炼《济北集》所见中国观念

五山禅僧虎关师炼的汉诗文集《济北集》深耕中国典籍并予以取譬发挥。他推崇"圣人"周公与孔子,但他汲汲以求的"道"更接近《太平经》等所宣扬的突出教化功用、带有谶纬色彩的"道"。他在诗文评点中秉持"舍疵取醇"的自主批判意识,诗尊盛唐,文重韩愈,还将文之散俪与国之治乱结合起来。品藻中国历史人物时瑕瑜互见,有过分夸大帝王与宰辅的功用之嫌,对陶渊明"介士"与"傲吏"的定位有失偏颇。他在佛学与儒学间自如出入,但当二者出现博弈时取抑儒扬佛的态度,对不少中国文人的批驳有观念先行的痕迹。

《元亨释书》研究

本论文以日本五山文学前期的代表性学僧虎关师炼所撰的《元亨释书》为研究对象,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分为三节。第一节,就《元亨释书》的双重属性,即“佛教史籍”与“僧传文学”的概念定义和研究简史等问题作概要说明。第二节,在归纳学界对《元亨释书》所作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元亨释书》研究的不足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节,阐释本论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概括出论文的整体框架。正文共四章,分别介绍如下:第一章“《元亨释书》的撰者研究”。共三节。第一节考察虎关师炼的生平履历和著述情况。第二节考察虎关师炼对儒学的研习接受。第三节考察虎关师炼撰述《元亨释书》的历史背景和主观动机。第二章“《元亨释书》的体例与内容”。共六节。前四节分别就《元亨释书》的“传”“表”“志”和“赞论”的体例和内容进行研究。第五节,考察《元亨释书》“互见法”在叙事与写人两个层面上的运用,揭示“互见法”联络贯通《元亨释书》五种体例的“纽带”作用。第六节,综合前五节的研究,总结《元亨释书》于日本佛教史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第三章“《元亨释书》的编撰与文献来源”。共四节。第一节,在史料考证与文献比勘的基础上,考证《元亨释书》十科僧传对文献的征引范围、选取倾向及僧传的编撰方式。第二节,通过史料比勘,对《资治表》的文献来源和文献的采录方式展开研究。第三节,考察《元亨释书》十志对文献的征引范围和征引方式。第四节,探讨了《元亨释书》的文献搜集方式。第四章“《元亨释书》僧传的文学特征”。共三节。以《元亨释书》十科僧传所采录文献的文本改写为切入点,分别从叙事建构、人物刻画和文体风格三个方面考察《元亨释书》僧传的文学特征。在叙事建构方面,《释书》十科僧传在继承中国僧传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作出调整,构建了统一的叙事结构,更重视僧侣的法系师承、建寺造像、僧职封赏和神异感通等内容的添写。在叙事方式上,十科僧传更多地运用细节增饰与场面描写,以“展示”和呈现的方式营造故事场景,叙事写人。在叙事策略上,十科僧传也多从叙事视角、叙事时序以及叙事时距等方面作出新的尝试与突破,取得了强烈的叙事效果。在人物刻画方面,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和内心独白进行润色改写,既增进语言的表现力,亦令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在贯彻“实录”原则,对传主言行善恶必书的同时,亦借鉴《春秋》讳书笔法,篡改虚构史料,以讳饰僧侣形象。作为僧侣修行功德的果证,神异情节的添写在宣扬高僧道力、神化高僧形象的同时,也令僧传具备了文学作品的虚构特征。在文体风格方面,十科僧传虽取材于诸书,但经虎关师炼的锤炼整合,表现出统一的文体风格。十科僧传删裁骈文对句,消解佛经四言句式,以叙事性散文撰写,文辞平实。对文献的征引,仅保留主干情节,删略细节内容,令僧传叙事简约凝练。通过意译方式的运用,和文故事被翻译为汉文僧传,译文通晓畅达。结论在上述四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元亨释书》既是日本最初的综合性佛教史籍,也是第一部汉文体纪传体史书,为我们研究日本民族文化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元亨释书》的撰述,既有对中国儒佛史籍撰述体例与叙事方法的借鉴模仿,又是在坚持主体选择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积极创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