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g Liang

Kong Liang is a young painter in the contemporary painting arena. He was born in the 1980s, among the so-called 'Post-1980' generation. Yet he and his paintings possess many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other 'Post-1980'painters. In the heterogeneous and diverse

想象香港的方法:葛亮短篇小说的香港书写及其文化政治

香港地区书写是香港地区文学窥探香港地区城市流动的重要窗口。葛亮笔下的香港地区都市书写,搭建了城的发展形态与人的生存图景两条主线,使杂糅着传统质素的现代化都市,与物质和精神上彰显双重边缘属性的外来者共同组成香港地区文化政治表达的物质载体。论文聚焦葛亮的短篇小说集《阿德与史蒂夫》,旁及相关小说文本,探究葛亮内在于南京的文化滋养,同时又外在于香港地区都市精神的这种文化身份对形塑香港地区与内地的文学交流与文化互动的促进作用。基于南京与香港地区的双城书写格局,将香港地区书写与南京书写作比较分析,以期在城际对话与文化碰撞中,为葛亮香港地区城市书写做出相应的文学史定位,同时,在继承与新变并举的葛亮小说叙述语境下,也为理解“小说香港”提供可能进路。

多元交杂的混合体——论葛亮创作中的“香港”构形

香港地区是葛亮创作中的重要空间,既是其笔下故事的重要背景,也是其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笔者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借助凯文·林奇、张英进等研究者对城市形象塑造的理论资源来探讨葛亮创作中的“香港”构形,内容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在文本显在的物质层面,“香港”构形主要依赖于一些鲜明的城市形象元素,这些元素不仅在现实中反映了香港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在文本中也能提示读者,强化读者对香港地区的印象,最终完成葛亮对香港地区的初步构形。第二,在文本潜在的思想情感层面,葛亮的创作描绘出了“香港”的几幅面孔,体现了其对香港地区的思考与想象并显示了对“香港”的多方面构形。基于二者之上,一个多元交杂的混合体,一个独特的“葛亮的香港”逐渐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并以此纪念《史学月刊》创刊300期

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诸葛菜及其产品开发

产品开发与传统文化结合,才能焕发生机,做大做强。襄阳大头菜复称孔明菜,借诸葛东风,利用新工艺,不仅拯救了频临绝境的产品,而且使之走出省域,远销海外,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利益。

孔子弟子梁鳣生年考——兼论中国古代的“无子出妻”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对孔子弟子梁鳣均有记载,但对其年龄的记述却存在分歧。通过对相关材料的分析可知,《家语》关于梁鳣"少孔子三十九岁"的说法更为可靠。《家语》中对梁鳣和商瞿"出妻"的记载表明,不仅两汉时期存在大量"无子出妻"的情形,在先秦时期也不鲜见。

浣城过客,襄城归人——论葛亮的双城书写

葛亮的小说围绕城市而生。浣城香港留给他双重传奇,纷杂的外来者在狭隘逼仄的岛屿中谋生亦谋爱,异乡遗留的神秘气质在白纸黑字中呼之欲出。在襄城的寒冽北风中,记忆的浪潮屡屡打湿了他的文字,结构布局中流露出古典而遥远的范式美,这是葛亮献给家族的怀旧之作。穿梭在两座迥然不同的城池,葛亮终于完成了从现代焦虑走向怀旧诗意的精神蜕变,也从漂泊无依的私人经验回归到精神原乡的历史旷野。

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碰撞——论梁启超批注《桃花扇》的内在动因

作为一部既结合西方文艺思潮又勾稽史实的戏剧批评本,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气息和真切的现实倾向。梁启超之所以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结缘,有其内在因素的推动,即儒家思想的学术根基、党争误国的政治共识、汉民族的情感归属以及戏曲领域的理论契同。

风谲云诡下的共鸣——论梁启超《桃花扇注》的时代背景

梁启超于1925年完成的《桃花扇注》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戏剧批注的典型案例。梁启超之所以选择《桃花扇》作为传达自己政治文化理念的首选剧目,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清末民初的政治动乱、"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和20世纪初的评家推崇。

对刘伯温与诸葛亮历史评价的省思

国人对刘基的历史评价远逊于对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论文探讨其原因有十二条:小说《三国演义》以及历来戏剧、影片与动漫等的影响;“贵古贱今”的心理;历代骚人墨客之诗作对孔明之歌咏;儒家“忠”(于君、国)观念之影响;人类的同情之心与悲悯之情更倾向于悲剧英雄孔明;孔明文章以“情”胜,感人肺腑程度超过以“理”胜的启人哲思的伯温文章;刘备、孔明君臣相待以诚,感动人心远超过朱元璋对待伯温之颇多心机与算计;孔明之“出师未捷身先死”感人肺腑,伯温可能被国君所毒害则仅令人唏嘘;孔明有一感动人心与赚人热泪的托孤史,而伯温则无;民众对汉末三国时期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元末明初时期的关注;对各自所处天下局势之通透了解,孔明早慧于伯温;孔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观念影响中国人“大一统”观念至为深远。

孔明苑——博物馆陈列新尝试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事迹的展览一直阙如,今成都武侯祠决定将听鹂馆重点改造,更名为孔明苑。文章详细论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从展陈内容、展陈方式和展陈效果方面充分体现游客的参与性的大胆改造。通过此次尝试,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为使孔明苑成为专门展示诸葛亮文化的地方,并最终形成"三国文化收藏、研究、展示中心",奠定了基础。

现代扬州漆艺的奠基者——“三国一孔一姜”

解放后,扬州漆器技艺得以恢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老一辈漆器艺人的辛劳和努力,他们不仅对扬州漆器技艺的恢复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以"三国一孔一姜"为代表的扬州漆器老艺人,他们的杰出贡献将永载扬州漆器的发展史册,他们的作品也必将成为宝贵的艺术财富流传后世。

在境外的沃土中扩展中华文化的精神领地——评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

从表面上看,“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各自为战,构不成群体,其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创新性、本土性、争议性、史料性,成为构筑境外文学研究的新高地。他们研究文学问题十分“接地气”,在商品社会中注重超越世俗和功利,实现了对物化世界的突围,为共同构筑“文学粤军”乃至中华文化的大同世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向历史致敬:《见证百年征程》创作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我们是新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书写者,主题性创作为我们聚焦时代、抒写时代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见证百年征程》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为主题的创作。本文以向历史致敬为线索,详细介绍了该作品的创作构思、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并由此阐发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思考。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