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孔府集市及其当代启示

清代的孔府拥有众多集市,“屯集”因“屯”而设,“义集”因“义”而起,集市贸易与屯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除了经济服务功能外,孔府集市还具有诸多社会性功能,彰显了孔府的特权,强化了佃户的共同体意识,对塑造衍圣公作为弘扬圣道代言人形象起到补充作用。孔府集市管理机制具有广涉性,措施完善但效率低下。孔府集市纠纷常年不断,起因具有明显的趋利性,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内涵。清代孔府集市功能的多维性、管理机制的广涉性、集市纠纷的复杂性对推进当代农村集市健康发展均有重要启示。

《琴操》新证

《琴操》作者有桓谭说、蔡邕说及孔衍说,历来多有争议。综合目录书记载及总集、类书中的《琴操》引文以及学界考证成果,可得出以下结论:桓谭未作过《琴操》,蔡邕、孔衍皆作过《琴操》,但先后亡佚,今读画斋本系统的《琴操》当为辑佚而成。

从“孔颜乐处”诠释儒家的和谐思想

春秋时期形成的礼文化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来源。孔子以礼文化的教养为思想起点,援“仁”入“礼”,给传统礼仪注入“仁”的新精神。颜回习“礼”体“仁”,以仁贯通天道,不改其乐。孔子、颜回以此实现了身心的和谐。“孔颜乐处”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范畴,对于当代人的心灵环保,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孔颜之乐”与道德修养境界

以“孔颜之乐”表征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宋明理学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这种不同内涵具体表现为由“与道为乐”到“与道合一”、再由“与道合一”至“顺心任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传统道德修养境界实际经过了由生而无“矩”到学习、遵守“矩”的境界,然后由立“矩”再到“从心所欲”的境界。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通俗剧的文人化表达——严浩电影对当今电影文艺片创作的启示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电影文艺片创作处于困境,严浩电影对"传奇故事"与"离奇情感"的偏爱使它们颇具通俗文艺的风貌,但是,无论严浩讲述怎样的故事都掩藏不住其中所蕴含的导演的个人情怀以及他对人生命运的那份感慨,而客观写实和主观表达兼具的影像风格、主观音乐的大量使用都与严浩电影融故事讲述和个人表达于一体的电影追求息息相关,这为我们今天的电影文艺片创作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七人影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里程碑

"七人影评"是香港"光复"后由南来影人组成的左派电影批评,立足于香港《华商报》、《华侨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副刊,歌颂苏联电影,批判美国电影,引导中国电影。这一注重意识形态批评的左派影评模式,主导当时的香港电影批评,预演新中国初期的电影批评,在不同层面产生长远影响。

《五经正义》成书考

作为唐代官方经学代表著作的《五经正义》,其成书非一时,前后历经20年才正式颁行。《五经正义》的作者也非一人,《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主持,故其疏文一般题为"孔颖达疏"或"孔疏"。不过,就《五经正义》撰作者而言,这一提法是不恰当的。《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详列各经《正义》的作者群和覆审人员,已显示出《五经正义》之著作权不仅限于孔颖达一人所有,而为五组不同疏解作者群所共有。《五经正义》修疏者的师承背景差异极大,对于各经《正义》的思想宗旨和见解,应分别对待,分经研究,不能笼统以"孔颖达著作"或"孔颖达思想"概括。

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

南宋末年 ,词人张炎为总结一代词章而著《词源》。在论著中 ,他推崇白石 ,力倡雅正 ,标举清空。“雅正”是张炎论词的基本原则 ,“清空”则是他论词的理想境界、最高的美学要求。形成于康熙前期的浙西词派 ,以及嘉庆年间由浙西词派衍变的常州词派 ,其二者的词学理论虽和张炎主雅正、清空的理论一脉相承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们的理论却不尽相同。由此 ,可以说《词源》代表了词论的一个时代。

朱元璋对曲阜孔氏的态度及其历史背景

明朝初年朱元璋召见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父子,是孔氏家族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朱氏对孔氏严加训诫,并反元朝之道而行之,"不烦以政",曲阜县尹世袭制度也改为世职知县制度,孔氏仕宦为之一变。表面原因是,元惠宗(顺帝)北迁后,孔克坚首鼠两端,持观望态度,称病不奉召觐见,引起朱元璋不满。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元朝后期朝廷加大尊孔崇儒的力度,对圣裔也更加优遇,孔克坚和族人孔思立进入中朝,历官省、台,位列显宦。普通孔氏族人也凭藉朝廷的"孔氏恩例"大量进入仕途,其仕宦人数为元朝汉人家族之最。因而,曲阜孔氏认同元朝蒙古、色目、汉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忠诚于元朝,敌视红巾军。

张炎《词源》研究综论

张炎《词源》体现了他主要的词学思想,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着力于考证其版本内容以及与《乐府指迷》的关系,并阐述了其词学理论的承继与开拓,肯定了它在词史上的地位。20世纪以来,《词源》开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界,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体现在词旨概论、"雅正"考辨、"清空"释解、价值考量与影响等方面。进入新世纪,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20世纪末的余绪,并出现视角多元化与体系化、细化的特点,形成了新的研究态势。

“孔颜之乐”在元代理学中的价值意蕴——吴澄境界论探析

"孔颜之乐"是指高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历代儒者均以"孔颜之乐"为最高理想境界。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元代儒者如何达到人生之"乐",怎样获得人生之"乐"的问题便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他通过对孔颜之乐的阐发,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得到了重新全面的肯定,为元代儒者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柱。

从对韩愈的批判看北宋“孔颜之乐”理论的演进

"孔颜之乐"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这个论题不仅是由韩愈提出来的,而且他还认为颜子的"箪食瓢饮"是圣人的细小之事,这个观点在宋代遭到了周敦颐、程颐等人的批判。"孔颜之乐"的命题正是在对韩愈观点的不断修正中才逐渐明晰而深刻的。

陈白沙与周敦颐“乐学”研究

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深受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的影响,它们都立足于社会人伦关系之中,并包含了与自然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乐文化形而上的心灵境界学说的本质特征。同时,陈白沙的"自然之乐"也深受道家乐文化"天乐"的影响,包含了"物我两忘、死生齐一"的思想。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是儒、道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其"主静"的修养方法对人们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

儒道释与人生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一种天地境界,儒道释各以不同的方式探索了理想的人生模式,努力超拔世俗的生活,以达到"仁之境"或"禅之境"。沿着中国古典哲学对宇宙本体与生命本体的认识途径,梳理其中对于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与求索,有望找寻出医治当代人精神痼疾的良药。

论儒家至乐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不仅是儒家中的精神境界问题,而且也是儒家的至乐问题。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的至乐———“孔颜之乐”,既有与其他两家相似之点,也有其相异之处。通过比较儒、释、道三家关于“至乐”观点的同异,可以清楚地认识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是区别儒释道“至乐”的标志。

大学文化的自觉——“孔颜素业在 李杜斯文长”识小

孔子颜回李白杜甫这四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其实是拥有崇高人生理想并为之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的平凡之人。孔颜之素业,李杜之斯文是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深刻的文化思考、广阔的文化境界、执着的文化追求,是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是一切国人持久并引以为豪的一种无形的思想品质和自觉行动。

“孔颜之乐”与“曾点之乐”之异同新解

"孔颜之乐"与"曾点之乐"所呈显的儒家"乐"的境界,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两者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儒家理想境界追求心灵的安顿过程中,它们代表的是先秦儒家"乐"的境界的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