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诗选本对津阪孝绰《古诗大观》的影响考论

《古诗大观》是日本江户中后期汉学家津阪孝绰所著的一部古诗选本,该书用汉文对《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大量引用清代古诗选本,深受清代诗学影响。津阪孝绰秉持沈德潜《古诗源》“格调说”的诗学观念,以儒家诗教观疗愈江户诗坛的淫靡之风。他还吸收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折衷情辞”的批评标准,坚持“以情为本,择辞而归雅”的审美原则,但他对“雅”的接受在格调说的影响下呈现出泛化的特点。此外,他在借鉴张玉谷《古诗赏析》“逐段分疏”解诗方法的同时,也受日本“意解”或“意悟”之说影响,呈现出专注解意的本土化特色。

论孔颖达的比兴观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从“作文”的角度,认为比和兴是两种表现方法,在具体的疏解中,总结了比和兴的形式特征,使用了“象”和“人事”等概念,并一一指出了“象”和“人事”之间的“大义”。

汉魏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周易正义》——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动因审视

唐初著名经学家、易学家孔颖达奉诏撰定的《周易正义》,是对自《易传》成书以来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千百年来易学演变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发展,是对汉魏以来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承继、超越与创新,是汉魏易学发展的一部理论结晶之作．这部在易学及易学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学名著的得以问世,乃根源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及政治背景．本文将对其学术及政治视野下的创作历史动因,加以审视与考察．总括言之,可析为三个方面：一,学术与政治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产物；二、立足王注、倡导义理的时代必然选择；三,博取众家、熔于一炉的学术必然归宿．

论孔颖达对王弼易学的吸收与超越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含有丰富的思想,但系统研究至今仍付阙如。孔颖达易学以王弼《易》注为诠释蓝本。王弼《易》注的突出特色是引老入《易》,扫象阐理,以玄学本无论取代汉人以气论为基础的宇宙学说。中国思想史和易学史的发展至此而一变。孔颖达则吸收汉易及魏晋郭象的思想,对王弼易学予以重大改造,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兼顾了象数与义理,综合了儒道思想,对宋代义理易学产生重要影响。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

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 ,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 ,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周易正义》之编撰

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清儒服膺汉学,主翔实,故于《正义》多所讥诋,讥其虚浮。然唐时,儒玄合流,既已蔚为风气,孔氏《周易正义》之所以以形上学为纲纪者,亦非无故。此外,《周易正义》释义先以辅嗣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札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具体而言,《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

《逸周书》考辨四题

《逸周书》史料价值颇高 ,然存在问题不少。亟待弄清的问题主要有 :汲冢到底有没有出土《逸周书》 ?《逸周书》的篇名有没有“解”字 ?两篇《大匡》究竟哪篇篇题有错 ?注者孔晁的时代与著述情况怎样 ?弄清这些问题 ,对深入研究《逸周书》与先秦史 。

道器之辨中的三种范式及其转换

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即从汉唐宇宙生成论范式下的"道先器后"说转换为宋明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进而在明清之际转换为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人文主义视野和趋时更新的开放价值取向。

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

唐代著名教育家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主要有以"六经之道"为本的教育理论、以"尧舜之道"为核心的教育目标、修习"大学之道"的教育过程和"以正道训民"的政治教化等四个层面的内容。他的经学教育的实质是政治教育,其目的是通过灌输儒家的理想政治模式理论及其核心价值体系,养成合格君主,培育政治精英,教化平民百姓。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

《尚书大传》是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征引较多的一种文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孔氏对此书的征引使用了很多异名,引起诸多混乱,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后人对《毛诗正义》的正确阅读和理解。通过分类归纳孔氏所引《尚书大传》12种异名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对因此引起的混乱进行梳理和纠正。

汉魏易学的绍承、超越与开新——孔颖达新型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唐初著名易学家、经学家孔颖达在易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彰显为在易学及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易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新型的体大思精的易学理论体系之得以构筑,乃根植于孔颖达在唐初学术及政治视野下,对汉魏传统易学殚精竭虑之检视、透析与省察基础上的绍承、超越与开新。

论孔颖达的《诗》学体系

孔颖达从内外两个维度,建构了自己的《诗经》汉学体系:从外部看,他从《易》学那里获得方法论,以《易》象释《诗》兴,从理论上贯通《诗》、《易》;又从礼学那里获得资料来源,在实践上提高了《诗》学的地位。与《易》、《礼》结缘,《诗》学终于突围自六朝以来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从内部看,《正义》精心构筑了几乎能够涵盖一切传统《诗》学的编排体例,从而为《诗》学的统一结构了一个集大成的框架。孔颖达充分发挥《诗》的美刺作用,使《诗》学的统一最终指向政治和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孔颖达的《诗》学体系与朱熹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旨在尊《序》,而后者务在倒《序》。这是因为,两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前者属于汉学,强调"诗教";后者属于宋学,强调"体悟"。

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教育思想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的教育思想进行讨论并加以发挥。整体看,《礼记正义》主要围绕教育的内涵、教育的内容、教育者、受教者等4个方面,阐述了教育"化民成俗"的政教内涵及其政治意义;明确了教育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特别强调了教育者必须兼备学识、品德两方面的素养,以及在具体教育活动中"师法"得当的重要性;也要求受教者尊师重道,努力勤学儒经并践行圣人之道。

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校勘方法

孔颖达《礼记正义》对《礼记》、郑玄《礼记注》等文献进行大量校勘,其所采取的校勘方法有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孔疏运用对校法注重广集众本,择善而从;运用本校法则方式灵活;运用他校法则旁征博引,有极强说服力;运用理校法,则结合其他方法进行。为了达到精校目的,孔疏熟练地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中的校勘

孔颖达《毛诗正义》的校勘工作和注释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校语皆融于注疏文字中。长期以来,其校勘成就被其辉煌的注释成就所掩盖,人们对之未有足够的重视。《毛诗正义》中的校勘方法多样,校勘态度极其审慎,结论令人信服。孔氏理应在校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空王佛”的佛名涵义探究

就目前看来,僧安道壹的作品遗迹,主要在公元553-580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北齐到北周。直到1995年山东东平洪顶山僧安道壹作品的集中发现,其中包括丰富的题记与确切的纪年,由此兴起了对于僧安道壹作品研究的热潮。作为系列研究,本文将在对于僧安道壹书刊的特有佛名"大空王佛"的涵义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僧安道壹通过佛名的书刊方式,体现出独特的佛教思想,以及一个大沙门个体也可以成佛的态度,以期对于僧安道壹的思想观念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

试论“大匠宫司空”

"大匠宫司空"与"宫司空"历史文献没有记载。战国秦汉时期,"官"、"宫"二字形近难分,写法时有变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大匠官司空"应为"大匠宫司空",是"将作大匠"的属官。"司空"本是专有名词,"司空"类的官名很多,"宫司空"是负责宫室与官署营建的机构与职官,是"大匠宫司空"的省称。明确为"宫司空"的出土文字有六处。"宫司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设置,其副职为"宫司空丞","楚宫司丞"为"楚宫司空丞"的省文。"楚宫司空丞"之"楚"修饰"宫司空丞","宫司空"修饰"丞"。"宫司空"的存续时间,有五处是明确的。西安北郊相家巷遗址出土的"宫司空印"、"宫司空丞"封泥是秦代的。"东海宫司空"盘的时间是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出现最晚,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宫司空"职官大体是存在的。西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早期"司空"类官职地位不高,俸禄差异很大,从八百石到百六十石都有,"大匠宫司空"秩六百石只是一个参照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