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新视域下清代满文碑刻价值探讨

满文碑刻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兼有凭证作用和研究意义。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满文碑刻,在形制、功用、文字、内容等方面都独具价值。清代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勒石立碑的规制与历朝历代紧密相关,在形制和功用方面一脉相承,传承有序,赓续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明;推广使用多语种文字,彰显同文之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

贡赐体系下清廷与西藏之间的物品流通研究

清代,在中央与西藏地方频繁交往中流动的贡赐物品承载着特定的政治使命,西藏僧俗人士通过进献具有特殊内涵的物品表达对自身臣子身份的认同及对朝廷的忠诚。清廷除例赏回赐外,也会在活佛坐床、受戒、圆寂等重大时节施以大量物品赏赐展示对西藏地方的重视。贡赐物品的交流不仅局限于单纯的物物交换,还涉及归属不同地域与多重文化背景中物品互动所带来的文化效应和审美情趣变化。对清廷而言,西藏进贡的物品和进贡行为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和宗教上的实用性,中央通过这种固化的无生机状态之物在两地的频繁流通,以构建起西藏地方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简论清初宁古塔地区的发展

清初统治者基于宁古塔地区的社会现状,向该地区派遣了大量的中原民众。这部分人口在与当地居民的生产交往中传播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多样的瓜果蔬菜,当地的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逐渐增多,商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文化交流方面,传播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提高了宁古塔地区的教育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原人民与当地居民交流程度的深入,促进了宁古塔地区医疗、服饰习俗、饮食习惯、社会交往和婚俗礼仪的融合与发展。

燕行使者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的认知变迁

清代燕行使者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文化交流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重要内容。燕行使者在清代东北地区文化交流活动集中于政治制度、市肆商业经济、文学艺术及医药等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全方位再现了清代东北地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样态。从“小中华”意识到北学思想的影响,中朝两国之间交往活动的主客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文化交流认知上存在较大的偏差。结合域外的全新视角审视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可以揭示文化交流背后的文化心态及社会变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下清代东北社会文化从单一封闭到多元互动、从排斥反抗到融合共生的发展过程。

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 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对外传播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与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三条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王国的交流与传播,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可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的生产与外销

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使瓷器的产量和质量迅速提高,得以满足海内外市场的需求。通过梳理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手工业的特点,大致可以将景德镇窑瓷器的外销分为六个阶段。频繁的中外陶瓷贸易使景德镇窑瓷器受诸多域外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及饮食文化影响

辣椒原产自秘鲁,15世纪末哥伦布于航海大发现中将其由南美洲传至欧洲,半世纪后经由海上贸易传入亚非沿海国家及商贸城镇,届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人们熟知。辣椒自明末传入我国,呈“满天星斗”状向内陆地区传播,经历了观赏—药用—食用三个认知阶段后,被我国民众逐渐容纳,在我国饮食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长江中上游”地区为主的食辣文化群,最终影响了以“川、湘”菜系为首的辣味菜肴。在“哥伦布物种大交流”的全球化背景下,美洲辣椒的引种、传播对我国本土饮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打破了我国的传统饮食结构,催生出独特的食辣文化,最终实现了我国辣椒从“客体”向“主体”的演变。

清代中暹贡赐往来及其影响

清代中暹之间的贡赐往来 ,对暹罗而言 ,虽说主要是为其经济利益所驱使 ,但客观上 ,也达到了中暹之间物质上的互通有无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

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及对中国“天下体系”的影响

清康熙至嘉庆间,在京传教士和朝鲜人士以教堂为基地、以一届届来华燕行使为媒介,分阶段、多途径地经由中方,将天主教传入了朝鲜。与之对应,朝鲜方也经历了一个由初期抵制,到逐渐崇信,乃至皈依的过程。虽同属"夷教",然清代朝鲜人自始至终均抵制藏传佛教,却又最终接纳了天主教,这实质上反映了朝鲜人对新的"天下秩序"的思考与选择。清代天主教东输朝鲜,不只是将天文历法、科学知识、西洋宗教等输入了朝鲜,更使朝鲜人由此前的"罢黜诸教"、"独尊儒学",拐向皈依基督教和诸教"回归"之路;某种程度上对中朝双方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瓦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历史视阈——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乾嘉时期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朝鲜士人从其文化诉求出发,与清代文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的历史特征。

小兽伏虎故事的域外来源及异国情调

清代小说屡述小兽驱虎、杀虎的故事。唐宋元明人笔下已写到小兽食虎,以假虎烘衬真虎之威,往往以“大兽”(虎豹熊象)为参照,突出小兽(狮子)的某种独特之处。值得关注的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母题所昭示的那缕缕引人入胜的“异国风光”。远国贡兽,被认为是外夷借此向中原示威挑战,明代则被表现为向中原王朝称服。《聊斋志异》以此突出“虎”在“小兽”面前的懦弱,是蒲松龄民族意识的曲折表现。

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及其儒学影响

蒙古族书面创作主要包括用蒙古文、汉文和藏文等几种语言文字写成的作品。其中汉文创作的历史非常久远,是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并且受到儒学的明显影响。清代蒙古族的汉文创作分清中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前后期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交流特点。具体表现为儒学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对科举考试及儒家经典的记载与研究、在文学创作和文论中儒家思想的体现及教育思想等。

明清时期朝鲜汉籍的回传及其作用

明清时期大量朝鲜汉籍通过文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回流中国,这些朝鲜汉籍是朝鲜王朝与明清友好交流的实物见证。明清文人对传入诗文集的编选、著录、撰写序跋,不仅能体现出其对朝鲜汉文著述的关心,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时中朝文人间文学交流的盛况。传入中国的朝鲜汉籍,不仅被明清藏书家所保藏,更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文人交流的历史价值

李尚迪是19世纪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具有两国文化交流"史"的价值。李尚迪与晚清文人的交流,延续和拓展了两国文人的情感空间,促进和加强了两国在朴学、金石学、书法和绘画等方面的交流,提升和扩大了朝鲜汉诗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并为两国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作为晚清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李尚迪是晚清中朝文人交流的历史缩影,同时,在他与晚清文人进行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彰显了"他者"的存在,也确证了"自我"的价值。

朝鲜文人金命喜与清朝文人交流研究——兼谈尺牍资料的价值

朝鲜文人金命喜曾在19世纪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因没有《燕行录》和文集留存而湮没无闻,但在域外留存的《尺牍藏弆集》《清朝名家书牍》等尺牍资料中却清晰地记录了金命喜与多位清朝文人交往的细节:有对清朝文人个人情况的真实记述,有清朝文人对金命喜的问候、思念、祝福、赞美之情,有他们对经学、算学、训诂学等学问的探讨,还有相互之间赠送书籍、碑帖、笔墨纸砚等物品的诸多记载。这些尺牍资料是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广泛而深入交往的有力证据,为当今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尺牍虽大多比较简短,却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对金命喜个人以及与之交往的多位清朝文人的传记编撰和个人文集编撰都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 ,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 ,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 ,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 ,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 ,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 ,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 ,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 ,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秦与西域东部关系考

前秦统治者本姓蒲,后应图谶改姓苻,建立国家。前秦与西域东部的关系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秦通过前凉间接统治西域,历时大约二十年(356-376);第二阶段前秦直接统治西域,历时大约十年(376-386)。前秦设置郡县、任命官吏、行用年号,对西域东部行使了有效管理。在此政治背景下,亦开创了氐族与西域民族交流的新篇章。

略论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兴盛中的民族文化交流

一般认为唐代中期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繁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遂由盛而衰,这条曾经辉煌一时的重要对外交往通道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尤其关于清代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大多相关论著略而不论。其实,通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影响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地名、戏剧、信仰、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几乎影响到每一位普通民众,可以说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在清代也很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