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记忆:朝鲜半岛文人的徐福东来记事研究

徐福东渡一直在中日韩三国广为流传。朝鲜半岛人民对徐福东来的叙述与记忆,依其本土文献记载至少可回溯至新罗时期。关于徐福的传说、民谣至今仍在朝鲜半岛南部区域广泛流传,或称"徐市过之"的摩崖石刻痕迹也保留至今。无论是充满想象的叙述,还是遗址遗物中的记忆,都深层次反映了汉字文化圈内独有的文化现象与逻辑。通过对朝鲜半岛文人"徐福东来"记事叙述与朝鲜半岛民间记忆——传说、民谣等资料的研究,勾勒出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的可能行迹,并进一步揭示徐福研究的当代文化学意义。

近代巴蜀诗人李士棻生卒年及别号考略

近代巴蜀诗人李士棻曾被曾国藩誉为“太白醉魂”,为曾府门下“四川三李”之一,其诗作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然李氏仕宦不显,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不足,学界近年不多的相关研究,多围绕国内所存的文献,对其诗歌创作进行艺术分析,对诗人的生平介绍多简单略过,没有严谨的考证,目前仍然很有争议。通过搜罗国内外现存典籍,综合目前所见李士棻本人著述,辅以晚清近代重要报刊《申报》和与李氏有交往的朝鲜文人文献,考证其生卒年及别号,冀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解决基础问题。

离散体验:解放前来华朝鲜文人的“民族认同”意识

20世纪上半叶,朝鲜文人逃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母国,来到中国避难。他们在饥寒交困、身心俱疲的避难过程中,奔向希望的异乡,实际上已处于离散体验的状态之中。分析离散体验可知,这种体验并没有让朝鲜文人融入到中华民族中,反而加深了这些异乡人的乡愁情绪,刺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甚至无处不在地昭示了朝鲜文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种表现,通过三个维度来体现:一是在主流族群的中国,具有朝鲜血统的朝鲜文人作为"无根"一族,既处于边缘境地中,又承载着无根之痛;二是处于离散体验的朝鲜文人,在"无根"境地中形成了"解构自我—模糊他者—回归自我"的认知模式;三是朝鲜文人在离散体验的高压之下,采用克服殖民心态的策略来守望民族认同。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多元解读 再释经典——朝鲜朝士林解读《武夷棹歌》

朱熹的代表性山水诗《武夷棹歌》传入韩国之后,影响整个朝鲜朝并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九曲文化。不同于一路高唱颂歌的李滉等人,《武夷棹歌》在李瀷心目中绝非"圣诗",却是存在不相适宜的"戏褒"之词、且"典故"也引用不当的问题之作。

朝鲜文人对明清诗歌批评的价值

明清诗歌传到朝鲜后,受到热切关注,文人们以各种形式对其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这些批评有如下重要价值:一、对考证明清诗歌的东传时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二、反映了明清诗歌在朝鲜的传播及影响盛况;三、是中国诗评的丰富和补充;四、对研究当时两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以及补充地方志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论朝鲜朝末期文人李建昌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朝鲜王朝末期文人李建昌在汉诗创作上积极学习并借鉴白居易诗法经验。其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一方面体现在对白居易醉心诗酒、吟咏情性的闲适诗以及针砭时弊、忧国爱民的讽喻诗的青睐和效仿;另一方面体现在追求白居易式平易自然的诗风上,包括学习白居易平实的叙述方式,追摹其质朴、不晦涩的造词用语,甚至化用其诗语。

论明清时期中韩文人往来尺牍帖的学术意义

明清时期中韩文人间往来尺牍是两国文士用于交流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些尺牍量大面广,多见藏于韩国汉籍,其文字在中国文献多失载,内容涉及文学、学术、外交、宗教等诸多方面,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重要价值,可谓活生生的学术交流史、中韩文人交流史。

朝鲜文人对韩愈《别知赋》的接受

《别知赋》是韩愈辞赋的代表作,因其中寄寓了浓重的离情别思、深厚的知己之意、深沉的自嗟际遇之叹和强烈的积极用世之心而被后世积极效仿,甚至流传域外,为朝鲜文人所接受,并对其争相模仿,这是共同儒家文化圈影响的结果。但朝鲜文人并不是一味模仿,他们在仿作中也对《别知赋》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在表现技巧上将景物描写与心志抒发相结合,丰富了仿作的内涵;在思想内容上,通过追忆情境,加深了离情别绪,增强了作品的内在意蕴。

高丽文人对王维诗的接受

韩中两国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从古到今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汉诗,更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直接熏陶下形成的。在唐代诗人中能与李白、杜甫成就不相上下的诗人当非王维莫属,其诗中境界与其精神不仅对中国,而且对邻国韩国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通过高丽文人对王维的认识,可以考察两国文人之间精神上的交流。王维对高丽时代文人带来的影响基本上集中在对自然的感悟、"言外之意"的风格、禅的境界和"诗中有画"的境界等层面。

抗战语境下中韩文人的相互交流与身份认同

20世纪上半期,一大批韩国文人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纷纷流亡到中国。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密切交流,共同探索解救民族于危难的方法和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中韩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历史高峰期。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语境下,中韩文人通过交流获得了相似乃至相同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促进了他们之间密切的人际交流,同时,密切的交流又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共同身份认同。这一时期中韩文人的交流,既体现了两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又反映了两国近现代文人全新的相互认知。

集贤殿文人群体对朝鲜朝初期汉诗的影响

朝鲜朝集贤殿文人群体构成朝鲜朝初期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其政治影响、群体赋诗活动以及大量的诗歌创作为朝鲜朝初期汉诗带来了新的时代风气,确立了以性理学为基础、以实用为目的、以学问为涵养的平整典雅的诗歌创作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诗技艺的成熟与传播,推动了汉诗技法的普及,为规范和提升时代整体诗歌创作水准奠定了基础。

朝鲜文人李海应燕行诗三维解读

李海应随朝鲜冬至进贺使节团出使北京,写下诸多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燕行诗。其燕行诗描写沿途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抒发羁旅之苦与乡关之思,表达对大明故国的思念、对清王朝的抵触以及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思考与评判,记录其与中朝文人之间的诗歌唱和。李海应的燕行诗语言通俗平实,诗中大量引用汉典,并运用经典意象入诗。李海应的燕行诗蕴含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对研究清代历史与文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儒衣侠心:朝鲜北学派的清代满族认知建构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深受明清鼎革的冲击,尽管出于传统事大主义的外交惯性而对明清两代恪守宗藩礼数,但其对二者的文化心态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尤其区分“大国”与“上国”之概念,视清为霸者而非仁者。至朝鲜王朝后期,主张效仿清朝文治武功、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北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朝鲜北学派文人以其使行中国的经历为基础,著书立说,对满族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修正了朝鲜国内的相关讹误。北学派对传统华夷观的解构同朝鲜王朝事大外交相呼应,客观上为清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合理化叙述。在朝鲜北学派文人的眼中,满族具有崇文且尚武、侠客亦骚人的双重形象。不仅如此,北学派文人与满族文人之间的交游亦不同程度地涉及清代时政要闻、宗教政策与满汉关系等内容,为朝鲜王朝决策层全面掌握清朝各种政策和制度之优劣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朝鲜朝文人对“夷齐”的接受与认知研究——以“燕行录”中伯夷叔齐记录为中心

自古以来伯夷叔齐就因在中国被称为忠于"节义"的"贤者"而广为人知,而另一方面,古代朝鲜朝文人同样也对伯夷叔齐具有深厚的感情。韩国著名的"燕行录"中有诸多关于"夷齐"的记录,这表明当时的朝鲜朝文人真诚崇尚伯夷叔齐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本论文主要以"燕行录"中的有关伯夷叔齐的记录(包括日记和杂录)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深入剖析、解读明清时期朝鲜朝文人对"夷齐"的认知态度及其变因。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在客观理解"夷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以及古代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状况上都有一定的启示。

互文与张力:中朝文人题画诗文的跨文本价值——以黄云鹄所辑《完贞伏虎图集》为中心

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书画家黄云鹄所辑《完贞伏虎图集》是19世纪中朝文人的题画诗文专集。本论文以互文性理论和比较文学方法论,通过分析孺人的形象内涵和虎之形象的象征意蕴以及寻根家族的孝文化意识,揭示了中朝文人对传统文化的共同认知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通过分析中朝题画诗文对黄云鹄之原文本的改写与转化过程,指出在互文性关系中的文本指向性和跨文本的创新性价值。

中朝文人笔谈稿的形制及其流传——以清刘大观与朝鲜使者笔谈稿手卷为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外交关系,抵达中国的朝鲜使团数量甚是可观。因口语交流不畅,朝鲜文人多假借笔谈方式与中国文人展开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笔谈资料。近年新发现的中国文人刘大观在1799年与朝鲜使者徐滢修、韩致应之间的笔谈稿手卷,不同于收录于“朝天录”“燕行录”文献中的笔谈整理稿,而是珍贵的笔谈原纸。该手卷不仅有助于揭示中朝文人在进行笔谈时的用纸、书写方式、敏感话题的涂抹毁弃、时间题署等笔谈稿形制,还可以借此考察笔谈稿的流传、誊录编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记录口头交谈的特殊史料,笔谈文献虽有重现交流现场的作用,但它大多经过事后的增删整理,研究利用时应予注意并酌情处理。

试论韩国史书及文人对欧阳修散文的评价与论说

本文主要针对韩国史书以及文人对欧阳修散文的评价进行一番解说与评述，希望能借此使中国学界更多地了解韩国历代研究欧阳修的有关情况。同时，在此基础上，对中韩之间有关欧阳修散文研究的一些异同之处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朝鲜文人论“驻跸山”诗文浅析

朝鲜文人在中国"驻跸"原有的含义基础上又赋予其新的含义,将"驻跸"与"唐太宗征高丽"相融合,产生了新的意蕴。由于这场征讨是中朝两国历史上的重要交点,朝鲜文人多采用"以史为鉴"的叙事手段,通过作赋、题诗等方式各抒己见。在《燕行录》中也出现了关于"驻跸山"的大量文学作品。他们用独特的"异域"视角去探讨中国历史典故在域外的嬗变,产生了源于中华文化的"异质"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儒学特色,广泛而深入,气局宏衍阔大,多元色彩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