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

“北乡”是由解放前在东北的韩国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其基础是努力在东北寻求生路的生存意志。“北乡”意识产生于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于是韩国人的生存意志在日本的殖民语境中变形为一种乌托邦异国形象。

基于语料库中英译本译者主体性的对比分析——基于韩国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中英译本平行语料库

随着文化转向进入翻译领域,译者身份和主体性成为了翻译作品研究的热点之一,而语料库作为一个翻译语言特征比较的定量工具,将前者推进了实证研究的大门.研究中的基础语料为2016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韩国作家韩江的力作——«素食主义者»,通过自建韩中、中英译本的平行语料库,对两个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等维度进行客观量化分析后发现:基于相同的源语言文本(韩文),及文本内容中性与暴力描写的翻译任务,中文译者选择采用了更多描绘性词语且注重词汇的多样性,句式更长但连接词相对较少,吻合了中文多“意合”的特征,较为隐晦,减少了“敏感内容”对于译入国家(中国)读者受众的主流文化冲击;英文译者的风格选择则是词汇变化相对少,更加简单直白,句式较短但连接词使用反而相对较多,语篇特征更注重“形合”,逻辑易于理解,译者的主体性在于较少考虑敏感词汇带来的文化冲击,更注重解决译出文化(韩语背景文化)可能给英语读者带来的理解困难.

都市空间中的现代性体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纷纷来到堪称"魔都"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一方面深切感受到了上海的现代与摩登,另一方面感同身受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同病相怜、互为他者的境遇令韩国作家们更多地体验到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屈辱与愤恨。肩负着争取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使命的韩国作家们用较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和打量上海,体验上海,他们的上海书写中虽有现代摩登的描绘,但更多的却是对浮华背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对上海现代性的质疑,书写出了较为独特的上海"现代性"体验。

中国朝鲜族的双重文化身份及其潜在创造性——以转型期中国朝鲜族小说为中心

中国朝鲜族不仅拥有自身的民族传统与文化,同时还拥有中华民族的集体经验。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使得他们可以相对方便地往来于韩国与中国之间进行工作与学习,但是也给很多在两国之间辗转的中国朝鲜族带来了心灵上的迷茫与伤害。转型期的中国朝鲜族小说通过其所塑造的韩国及韩国人形象、回国朝鲜族形象或朝鲜族村落的现实,反映了这种双重文化身份所带给他们的优势以及对于个人及朝鲜民族集体造成的创伤,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朝鲜族的未来。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朝鲜文人对竟陵派的褒奖与责难

明末竟陵派诗文在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反响。部分朝鲜文人以阅读、次韵、学习、效仿等方式接受竟陵派诗文,以竟陵派为标准来评价他人的创作,体现了他们对竟陵派的肯定和褒奖。由于一向以儒家的政治、道德教化为评诗的最高标准,加之受中国评论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朝鲜文人对竟陵派进行了指瑕和责难,否定其文学理论,批判其创作及选本,甚至将其诗文视为亡国之音,过于偏激。

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的“寻根意识”研究

民族"寻根意识"是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最明显的意识倾向之一。本文通过朝鲜族小说描写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风俗习惯等,分析了朝鲜族小说所表现的民族"寻根意识"。

高丽文人的诗学意识形态建构

从新历史主义文论的观点来看古代东北亚国家,高丽王朝基本上是以"诗学意识形态"支配其社会生活的。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不仅仅是生活和情感的反映,也直接进入了社会生活,文学文本介入生活而不仅仅反映生活。由于十分推崇汉字书写,高丽王朝的诗学意识形态具有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书写中心主义"追求,体现了明显的东方文化特色。其后的朝鲜王朝也营建了自己的诗学意识形态,但其文化上最有成就的"性理学"却是以散文为主导文体的。

高丽文人的书写选择

高丽王朝建立之前,朝鲜半岛就已存在汉字书写。但其书写是在与原有的口头诗学传统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朝鲜人能歌善舞,有其独立的音乐、舞蹈、诗歌三位一体的“乐”的体系。而这些属于口头诗学的传统创作,都因为没有文字而无法记录。高丽文人的书写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东北沦陷区朝鲜作家的自然抒写和文学治愈

东北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14年,高压的殖民政策也使得东北地区文学遭到摧残。在条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移居东北的朝鲜作家曾在这片热土上开创了朝鲜族文学的先河,并与东北作家群一同抒写了东北沦陷区文学。首先,这个时期朝鲜作家创作的作品,通过自然抒写,如东北的地理位置、气候和水土等,表达了民族意识、生存意识和批判意识,这对了解和考察整个二战时期东北沦陷区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及特殊时期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等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这个时期朝鲜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内心的愤慨、抑郁等复杂的感情,将文学作为自我治愈及读者治愈的方式,这对了解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不同功能具有实证性的意义。

韩国作家玄镇健小说中新知识分子形象

自从20世纪以来,韩国出现了巨大的历史变革,玄镇健作为韩国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因此,他的小说作品中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此,本文将重点对韩国作家玄镇健小说中新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具体的探讨,即解析了他小说中新知识分子的追求、新知识分子的妥协与退让、新知识分子的孤独。

夹缝中生存的朝鲜族女性——许连顺《虚构的美丽》中的朝鲜族女性性别意识分析

《虚构的美丽》是朝鲜族女性作家许连顺在201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位女记者整容经历的描写反映当代朝鲜族知识女性在性别意识影响下的尴尬处境以及自身的迷失。韩国性别偏见对当代朝鲜族女性意识产生深刻影响,韩国男性社会的双重女性价值观,对当代朝鲜族女性的发展形成阻碍,而具有男权思想的女性对其他女性形成第二重压迫。朝鲜族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性别意识,具有性别文化批判的内涵和价值。

从《朝鲜赋》和《交南赋》看明代文人的颂美意识

明代在赋史上首次出现描写外国的赋,即董越的《朝鲜赋》和湛若水的《交南赋》。两赋在对古代朝鲜、越南的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中,表现出了明代文人强烈的颂美意识。颂美意识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辞赋中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董越与湛若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以他国之见闻鸣本国之强盛的写作方法,从另一种角度体现了"宣上德而尽忠孝"和"抒下情而通讽喻"的传统创作观,让我们对古代文人辞赋创作中的颂美意识有了新的认识。

流亡与书写:殖民地时期来华韩国作家的上海想象

殖民地时期来华韩国文人的上海书写是从域外人的视觉描述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文本。与同期以中国东北为背景的韩国文学作品相比较,上海书写作品反映出韩国独立运动家通过辛亥革命重新认识了中国,进而怀揣着渴望祖国解放和建设近代国家的希望,在上海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他们把他者——上海的认知与想象,主要描述为作为独立运动和革命的城市、具有近代文明城市的两面性——文明与黑暗的城市及殖民地城市形象,并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真实反映与犀利批判。韩国文人对上海的想象,验证了当时中韩两国作为命运共同体相互扶助的连带意识,展示了韩国知识分子对祖国解放道路的探索,及对韩国近代化的深刻思考,证实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帮助和支持,扩宽和丰富了韩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