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由于涉及现代人普遍关心的人的问题,并且相对较为通俗平实,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局限性,他的论证多有不能自洽之处。第一,他在超越形式逻辑和日常语法方面,以及对“存在之历史”的思考上,都无意中借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自以为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形而上学”的“克服”。第二,他对“常人”的存在和语词的本质的追问本来是对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但却将整个近代西方人道主义裹挟其中,形成了海德格尔式的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即认为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都是“对存在的遗忘”,从而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但同时却又无法否认他自己的这些观点本身仍然属于“人道主义”。第三,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命题极其含糊,这里的语言不能理解为一般语言,只能理解为上帝的圣言(道),而“人的本质”由此则被归结于“神的本质”,真正的存在即神。尽管海德格尔极力否认自己的理论与上帝的关系,但仍然摆脱不了成为继黑格尔等人之后基督教神学的又一翻版(“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命运。第四,他对萨特等人的主体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不成立的,他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划清与萨特的界限,反而本人仍然走着一条主体性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对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规定始终是不清晰的,并且他自己也不能不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结果是,海德格尔一口气反了四个东西: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形而上学。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哪一个都没有真正反掉,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反叛的姿态。第五,他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认为那降低了自己的思维层次;他宁可认为自己是通过诗的“道说”而在寻求一条通往圣言之途。这是对一切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的超越,同时又是对伦理学、语言观、诗和思等的包容。

文字秩序中的越界尝试——论霍夫曼斯塔尔《时间的胜利》中的感知模式与媒介间性

本文着重考察奥地利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首部芭蕾舞蹈剧脚本《时间的胜利》(1901),试图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展现该作家早期对舞蹈表演艺术的诗学反思和对身体表达方式的美学探讨。该作品标记了霍夫曼斯塔尔创作中一个重要转折期的开端,他在这个时期内对西方近现代的书写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清算。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转折过程,它一方面扎根于西方教育文化的传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媒介间性特征,另一方面又表达出想要摆脱以文字媒介为主导的文化体系的诉求。在1900年前后媒介大变革的历史语境中,该剧作亦可被视作是文学在新型电子媒介的挑战下所做出的回应。

施蒂夫特长篇小说《晚夏》中的爱情与激情

奥地利作家施蒂夫特的长篇小说《晚夏》一般被视为一部发展与成长小说,作为其重要的教育要素之一,爱情对于小说叙事具有建构意义。不过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其中爱与激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表明,小说展演的爱情是以祛激情为前提的,而这一过程最终则落脚到了对女性身体的遮蔽、移位和符码化上。

书信文化

书信交往的蓬勃发展是十八世纪中后期德语区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跨越并融合了文学史与媒介史两大学科,为考察文学作品与媒介技术提供了自身场域之外的视角。本文从书信文化的媒介基础、革新意义、行为准则、发展趋势及其文学特质等五方面着眼,对其做简要的文化学梳理。

毕希纳的“身体观”与“现代性主体”思考

德国作家毕希纳反对思维的第一性,表现出明显的"身体意识"。本文将试图结合毕希纳本人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的研究^([1])与批判,以"身体主体性"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毕希纳作品中"身体主体"在"理性文明暴力"的压抑下历经复位、出场、失语、疯癫、机械化最终陷入虚无的现代性危机过程。

作为“游荡者”的狗——析奥斯卡·帕尼查的小说《来自一只狗的日记》

本雅明所提出的"游荡者"形象主张以一种异质的动态视角对现代,尤其是城市生活空间进行观察与描绘,然而当异质的距离跨越了物种,所有的价值准则与文化逻辑都将被打破,所有的事物也将得到全新的审视。短篇小说《来自一只狗的日记》(1892)即借助动物的视角,摒弃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范式,通过模拟狗类对于现代人类世界的感知体验,以"身体"为观察点,对人类形象、以及人类生活进行了一场解构式的描摹与重新定义。

感知(下)

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对感知与主体性的重构以对身体的生理考察为起点,并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逐渐转向对具有历史文化维度的感知者心理经验的综合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生理学研究视角首先使视觉的主观性逐步凸显,感知的客观指涉及感知主体内外界限渐渐消逝,被生理学家视为包含感知真相的生理身体不再蕴含一个稳定的先验主体,综合统一的先天解决方案也日渐失效,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十九世纪末的感知、主体性与认识论危机,而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凸显注意力被视为了某种化解危机的应急措施,并由此成了当时的感知与主体性考察焦点。

暴力

一般理解的暴力是一种强制力,它由作为施暴者的一方强加于受暴者的另一方,以达到施暴者贯彻自身意志的目的。在文化学框架下讨论暴力概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暴力为人类所独有的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挪威政治学理论家加尔通关于"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分类,探讨暴力概念内涵的延伸,进而将其置于不同的关联中进行考察。由此可以发现,暴力所具有的强制性特质既体现在身体层面,又体现在符号层面;它或者直接攻击人的身体,带来伤害甚至死亡,或者进入社会关系,与权力结盟,还可进入语言秩序,左右人对世界的感知和认知。可见,无论是以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暴力最终都将作用于人,它会摧毁受暴者,使之丧失自我和作为人原本拥有的一切。

无用的罪名与身体的反抗——格里高尔·萨姆萨身体变形的双重隐喻

格里高尔·萨姆萨(Gregor Samsa)的变形使他成为无用的寄生虫,身体的形变被社会和家庭增添了经济上的债和道德的罪等诸多隐喻;但变形也是身体的主动出击,是身体先于精神的觉醒,变身动物体现了身体对实用性思想的反抗,身体的消亡是对规训意志的冷嘲热讽。

“爱比死更冷”——论布莱希特戏剧《巴尔》中的爱情幻象

本文通过对布莱希特戏剧处女作《巴尔》中主人公爱情关系的分析,探讨市民社会中浪漫之爱对个体自由的侵蚀与灵魂之爱的不可抵达性。文明世界中的人永远地陷入了灵魂与肉体分裂的痛苦,无法回到和谐统一的原初自然状态。浪漫爱情寄托着人对灵肉相融的渴望而实质上却是构建世俗社会的工具,失真的灵魂之爱造成了个体自我的变形与其原有社会存在的消解。回归自然的愿望仅是妄想,因为人并非纯粹的自然之子,而是被社会构建。巴尔这一人物的悲剧性便在于,其爱情理想与他自身作为"人"的社会起源无法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