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律对唐律变形之原因探析——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视角

法律的移植主要并不是一个法律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受到移入国社会、政治、传统、风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国情,在高丽,被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集团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土风"、"土俗",成为其裹挟传统文化,以抵制中国制度的借口,从而形成了"华化"与"土俗"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之下,高丽对唐律的移植就不能不扭曲变形。

高丽律辑佚与复原及其所反映之时代

高丽律的亡佚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本文在对现存高丽史料进行排比、分析的基础上,对高丽律进行了辑佚与复原。辑佚律文反映的是成宗制律之后,武人执政之前律典的情况。而复原律文反映的是武人执政以后修改过的律典的情况,对法典内容做了重大改动,故而与《刑法志》序言提示的结构不合。

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

以刑罚的适用而论,高丽和唐两朝的重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这些差异的形成首先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因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其次,和两国的权力格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关;第三,还和两国的社会结构与身份制度有关;第四,和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

试论高丽与中国法制关系之演进——以“华化”与“土俗”之争为中心

高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贵族社会,王权微弱。故而在统一之后,高丽并没有创法立制,制度文物多因袭新罗之旧。光宗时期,发动了"华化"运动,但因触动了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推行十几年后归于失败。成宗时,王权与贵族集团达成了妥协,在尊重贵族集团既得利益的基础上,王权才可以较大规模地移植中国制度,但不得不迁就"土俗",对唐代制度进行改造和变形。到了文宗时期,又开始移植宋制,出现了"华制"与"土俗"混合的现象。在蒙元王朝直接控制的时期,高丽蒙古化、中国化的趋势加快,到了高丽末期,全盘"华化"的政策终于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