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田园美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园林的影响

介绍了陶渊明的生平及代表性的田园诗作,归纳了陶渊明清淡自然、笃意真古、气韵生动的田园美学思想,总结分析了其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山水田园风格、士人园林的开创、生态人文思想的共融、诗情画意的表现手法以及对东方园林的指导意义等方面的影响。

高丽文人笔下的陶渊明形象

宋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随着高丽与中国交往的频繁,以李奎报、李仁老等为代表的高丽文人一时掀起了慕陶、论陶的热潮。高丽文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偏好对陶渊明及其作品进行了整合式的衍生性解读,突出了陶渊明高洁儒雅的形象,高丽文人笔下的“归去来”和“武陵桃源”情绪得到了抒发和张扬。

最后绝裂:变形的“高士传”——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年考论

《五柳先生传》向来被史家认为陶渊明的少作,至今仍被学界所接受。清人有异议,但只是感悟而已,缺乏论据。今人亦未有多少进展。考察该传的承继,以及少年志趣与此传不吻,而与晚年处境相近,应与《自祭文》、《挽歌诗》作于同时,显见非少壮之作,当作于60岁以后。

明初吴中派陶诗接受初探——以“吴中四杰”为中心

元末明初,以高启为首的吴中派文人虽有高涨的用世热情,但遇主不淑,理想幻灭后大都选择归隐山林,保持他们独立拔俗的精神,表现出浓厚的隐逸意识。因此,他们对陶渊明的隐士精神及隐逸生活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诗歌创作也多用陶诗意象、颇具陶诗风味。吴中体尚意、尚趣及自然醇雅、风神隽逸的诗歌风貌的形成与陶诗影响当有一定的关系。

陶渊明诗赋新研二题

中古诗歌中的杂诗,相当于后来散文中的杂感。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前八首写他关于人生的感慨;九至十一首涉及他早年最初的出仕;最后一首可能是后来加进来的,流露了他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感士不遇赋》是继董仲舒、司马迁的同题之作以发表感慨的,通过"导达意气",释愤抒情,从而实现自己内心的平衡和平静。陶渊明深感其时风气太坏,只能隐居,但归隐后仍讲究品性修养。

从宋代闲适词看宋人的闲情文化及其对陶渊明的接受

两宋词中存在有大量的表现闲情逸趣的作品,这些闲适词的创作与宋代普遍流行的闲逸之风以及传统的闲情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闲情文化的发展历史中,陶渊明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内心的"闲适"对后人的生活情趣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宋人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宋人闲适词中的琴书之乐、园林之趣及饮酒之兴鲜明地体现了陶渊明的深刻影响。这自然是宋人接受陶渊明的一种独特方式。

学陶渊明十说

南北朝以来,文人多方面地效法陶渊明。择取雅号,投合其情趣;喜爱一物,逼似其嗜好;粪土王侯,继承其精神;从业农桑,发扬其传统;恣意游遨,摆出其姿式;关心民瘼,具有其胸怀;写田园诗,呼应其创作;亦步亦趋,模仿其诗体;才高者,祖述其诗风;中巧者,化用其章句。学陶已成为一个综合概念,成为一种复杂现象。

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永恒而又普遍的主题,在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可观的士不遇赋。从屈原的《离骚》到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以及晋时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士不遇"成为辞赋创作的滥觞。这些流传千古的赋篇,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士人们真实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从屈原到陶渊明各个阶段他们心态转变的轨迹。

孙德谦《阐陶》的学术路径

孙德谦在诸多著述中表达了对陶渊明由衷的敬仰和推崇,其《阐陶》一文充分体现了他崇陶的思想根基与学术视阈。《阐陶》提出了“陶渊明学行之为大儒”的论点,其论证的学术路径有三:其一,观照陶公之学行。在“学”的层面执经论陶,认为陶渊明的作品出入儒家“六经”并得其微言大义;在“行”的层面援陶入儒,认为陶渊明一生践行儒道当配祀孔子。其二,承班固崇圣、宗经的学术思想,并奉儒经为诗文之圭臬。其三,箸取章实斋“致用”“通义”之学术精神与准则。《阐陶》一文“寄意陶公”,以此为士人立极、为学人立根、为儒者立本,此即孙氏“致用”之意。而《阐陶》又承刘向、刘歆父子“条其篇目,撮其指归”的文献学“通义”之法,挖掘并阐释陶公诗文中蕴含的“六经”之义,以证其为“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大儒。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士文学

该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士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状况,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士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加以探析。以寒士文学的代表人物左思、陶渊明、鲍照为例,探究其生平状况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寒士文学的兴起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