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Krull-Schmidt范畴的新例子及一个应用

利用Warfield的一个引理,发现了三类新的Krull-Schmidt范畴.作为应用,得到了一些(余)模的分次唯一性.

任意Krull-Schmidt范畴中的右极小态射(英文)

本文研究任意Krull-Schmidt范畴中的右极小态射.利用半完全环众所周知的理论,证明了任意Krull-Schmidt范畴中右极小态射的基本定理,推广了具有有限长度模范畴上的经典结果[1].

“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

《民法总则》(草案)第108条将“数据信息”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虽然该规定最终未获通过,但却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热议,数据可否纳入知识产权客体范畴的讨论方兴未艾。根据“信息链”理论,事实、数据、信息、知识和情报之间是呈现一种由下至上逐步提炼加工的链式关系,数据与信息、知识、情报之间依次包含。但数据并不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若将“数据”整体直接纳入知识产权客体的范畴,会冲击已有的权能和体系,影响知识产权客体家族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应对数据进行分类保护,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之上,增设数据产权保护模式,数据主体就个人原始数据享有数据人格权和数据财产权;企业就其加工处理取得的衍生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企业这种财产权利取得的门槛低于知识产权取得,不必要求独创性、创造性或显著性等知识产权客体的一般特征,宜采取弱保护模式。

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成事之要”。“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范畴·规律·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诠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文化图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凝结,创造性地解答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之问”。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要在概念范畴解读中明晰其演进脉络,总结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概念群、范畴群,立足世界文化学术坐标体系以互学互鉴、交流提升,打造融通中外的文化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要在遵循文化建设规律中进一步检视其精髓要义,不断深化对文化及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守正创新,强化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自强。要在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厘清其逻辑理路,在原则与路径、形式与内容、实质与目的、使命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昭显其结构明晰、层次分明、观点科学、逻辑严密的特征。这三重诠释整体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广度、阐释深度、影响力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与体系化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范畴既有从探索提出到形成确立的逻辑演进过程,也有从简单范畴到范畴体系的逻辑展开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标识性范畴,但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身也包含着一系列标识性范畴,这些范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科学、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体系,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话语说服力和影响力,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奠定了坚实的概念基石和理论基础。提炼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标识性范畴,是构建具有学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和必要环节。

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基本特征、主题范畴与展望

目的/意义梳理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现状,把握研究动态、拓宽媒介视角。方法/过程系统搜集国内外文献,运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其发文趋势、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主题范畴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结果/结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广泛应用于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中;老年微信用户和公众号功能成为热点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主题可归纳为健康信息使用行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息传播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4个范畴。未来应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细分研究对象、厘清主题内涵及外延。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模糊集范畴

在模糊集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把模糊集组织成一个范畴,相应的范畴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一问题自Zadeh引入模糊集的概念之后,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简要介绍2个具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其一是由Goguen提出的Goguen范畴,其二是受topos理论影响发展起来的Q-集理论.这2种方案差异很大,Goguen范畴把模糊集的隶属函数看作一个集合到单点集的模糊关系,因而2个模糊集之间的态射就是2个集合之间满足一定条件的模糊关系;Q-集范畴则把隶属函数看作类型函数,因而2个模糊集之间的态射就是2个类型函数之间满足一定条件的模糊关系.这2种方案的共同特点在于充分利用逻辑值域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模糊集理论区别于其他数学分支的一个基本特征.

论《孟子》逻辑学的范畴与原理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孟子完全不同意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观点,但为捍卫孔学儒术,争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辩中制胜论敌,他并不排斥从墨学宝库中撷取墨子的逻辑利器和辩论技艺,创造性地发挥墨子总结的争鸣辩论形式、规律与方法,这也充分证明了逻辑知识的学派超越性与普遍工具性。从本质上说,逻辑学乃是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共同运用的认知工具和思维利器,与世界性基础学科的普遍工具性殊无二致。

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档案学先后经历了探索期、发展期和创新期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厘清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学科内核和学理内涵,是保持学科独立性、提升学科话语权、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必需之举。本文结合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历史沿革与研究内容,总结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四个基本范畴及其十六个核心命题,并阐释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四个基本范畴中,档案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是学科的逻辑起点,档案管理核心环节设计及理论应用是学科的立足之道,档案事业研究及其社会服务是学科的生存之基,档案学理论与方法是学科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总结归纳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范畴与核心命题,有助于更新和延展学科内涵,使档案学以全新的面貌立足于学科之林。

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从天涯比邻到天体比邻:科幻电影美学新范畴

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寄托了让真挚情感超越空间束缚的心愿。现代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逐渐抚平了传统时代因为距离遥远而萌生的惆怅。科幻电影进而在幻想未来科技应用的过程中揭示了“天体比邻”的意蕴。古人对“天涯比邻”进行过多种阐释。相关思路延伸到科幻电影构思中,形成了有关“天体比邻”的三类九种创意,即着眼于人的宇宙志向开拓、地外生物入梦、星际联系建立,着眼于物的交通工具改进、理念投契证明,着眼于事的艺术技巧创新、移民文化投射、怀旧情感抒发。作为科幻电影美学的范畴,“天体比邻”不仅可用以诠释相关影片的审美心理,而且可以作为科幻情境下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范畴起作用。

原型范畴视域下“杜鹃”意象研究

原型范畴理论是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为基础并逐渐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同一范畴各成员并不共享范畴中的所有特征,范畴没有明确的边界,范畴中分为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它们在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认知语言学派也运用原型理论分析语言,认为原型成员是整个范畴中最典型的成员,范畴其他成员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从原型成员拓展而来。杜鹃意象是古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在代代诗人的构建下逐渐产生了远超其字面意义的意蕴内涵,本文尝试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分析古诗词中杜鹃意象的原型传说和原型情感以及从原型神话细节中拓展出的不同要素及其情感流变。

论时态与限定范畴——以监利赣语的句末词“在”为例

湖北监利赣语的句末词“在”只能出现在表示静态持续意义的句子中。这些句子必须是根句或是带有时间状语的关系子句,不能出现在非限定子句中。句末“在”对谓语动词有两方面的语义要求。首先,谓语动词必须是自主动词;其次,谓语表达的情景体必须是静态的、持续的、无终结点的。监利赣语的句末“在”既不是句末语气助词,也不是句末体貌助词,它是限定范畴的标记,具有说话者属性,可以通过引入说话者来锚定说话时间,帮助句子获得时间解读。

“味”范畴下的斫琴经验抉微——斫琴师单卫林先生采访后记

“味”范畴下的斫琴经验,首先在于概念音的形成,这是单卫林通过大量地聆听琴家演奏而得来的。在形成概念音之后,可以通过实践经验的累积,对斫琴之“味”的生成进行预判。这表明在斫琴艺术中,斫琴之“味”的生成具有其内在逻辑性。斫琴之“味”还体现在外形之“气”中,可观其“气”而知其“味”。

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与统合方式

数字立法是新兴领域立法的重要方面,基本范畴是数字立法的逻辑起点。数字立法基本范畴从目的论、对象论、方法论三个方面,为数字立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在目的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逻辑同构以“人本回归”为核心,以数字身份、数字契约、数字人格三元结构为基础,从不同单行立法之间的逻辑关联出发,为数据风险、信息风险、算法风险治理制度的衔接奠定理论基础。在对象范畴方面,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层逻辑,以数据、信息、算法三重社会关系调整为核心,形成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这一分异结构反映不同立法范畴之间的逻辑差异,奠定数据、信息、算法区分立法的理论基础。数字立法方法范畴的逻辑发展,从立法体系与范畴体系的内在对应关系出发,形成数字时代的赋能授权、私权规制、权利构造逻辑,推进数字公权力、平台私权力、社会私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平衡。数字立法的健全和完善,以数字立法基本范畴的分异结构与逻辑同构为脉络,以数字单行法向数字基本法的进阶为支撑,分阶段、分步骤推动数字法律制度的多层次协调,形成数字行为法、责任法、程序法的协调发展格局,推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算法安全评估程序等规范的衔接,促进数字私益、数字公益、数字众益等价值衡量机制建设,实现数据安全审查、信息合规审计、算法合规审查等法律制度协同。

中国画品评中的避忌范畴探赜

中国画论中,历代画家、理论家们探讨的避忌范畴极为繁杂,本文立足于品评标准,将其归纳为“有形病”与“无形病”二类,而“陋劣中有至好”,避忌范畴多具有向正面范畴转化的可能性。论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中国画品评中具有代表性的避忌范畴作大致的梳理探析,并揭示其本质特征。

政治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与认识范畴解析

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重视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把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作为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原则问题。党的政治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离不开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支撑,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构成推动政治监督机制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力量。政治监督机制是具体的、实践的,处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根本要求的地位,以各类监督为机制载体,构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解和把握政治监督机制,前提是认识党的政治建设、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及政治监督等基本范畴。

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何以保障--基于时代定位、质量范畴、实现路径的分析

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是具有时代性的,与其他类型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教育具有职业性、高等性、现场性和技术性等属性。职业本科教育质量是以达到预设职业标准,培养社会与行业等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技术人才,并实现以教育自身价值增长为核心内涵,以教学质量、管理质量、服务质量等为延展的多层次复合质量范畴。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需要落实“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制订基于“统一性与个别性”相结合的质量保障标准,形成“评估、认证、诊断与改进”的质量保障制度与程序,并构建“检测+评估+改进+反馈”相结合的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