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

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商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商年代,与现存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及其他古籍中的相关材料相对照,仍可证其基本保存了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商年代数据。据此校订,可以列出详细的商代王年表。今本《竹书纪年》为现今所知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记录。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诗十篇,其中九篇为佚诗,只有题作成王作的第一篇见于传世本《诗经·周颂》之《敬之》,但文字也有出入。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

“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他们在文学复古问题上作出的具体反应,涉及到对于前七子文学活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文学自身价值功能认知上所存在的差异性。“八才子”文学态度的歧异分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嘉之际文坛复古态势发展变化的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显示了不同复古取向之间形成的对抗情势。这除了体现对相关问题的反思趋于深化之外,也表明它们彼此的分歧在朝内在深层的角度扩展。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自注,出自作者之手,以补充注解本文。由汉至宋,诗文自注渐趋增加,从史书走向文学,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创作修辞手段。诗人通过自注,补充传递特殊信息,引导读者理解,维护作者权威,调节诗作的阅读接受效果,助力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借助自注,诗人变为沟通者,意图将诗歌呈现给更广大、甚至跨越时空的读者群;承载了个人经验的自注信息,依托诗歌文献传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扩展读者视阈,参与和丰富了传统中国的知识内容和生产模式。唐宋时代,尤其元祐时代诗人的自注,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还反映了彼时诗人关注知识的范围和兴趣,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盛世情结与宋徽宗时代的社会救济

宋徽宗时代,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最高峰,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救助机构普遍建立,且有一套较成熟、科学的管理办法。这一时期社会救济制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宋徽宗君臣盛世情结的影响。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和全社会财富有限的情况下,过度的济贫措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改历选择与圆融应对

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通过对中西历学的客观认识、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使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徐光启改历过程中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处理方式于今仍具借鉴意义。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发微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是继"大礼议"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政治动荡,包括"张璁桂萼党案"与"杨一清纳贿案"两个发展阶段。经一番曲折,大学士张璁、桂萼先败后胜,而首辅杨一清以"纳贿罪"被迫致仕,其余被牵扯其中并遭到打击的大小官员亦数十人。其胜负关键除传统史家强调之霍韬对杨一清的两次弹劾外,还包括"议礼新贵"另一健将——吏部尚书方献夫的密疏攻击。杨一清"纳贿罪"成立与否还尚难定论,而决定嘉靖八年内阁之争结果的并非"贿与不贿",而是在于"党与不党"。导致其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所谓"纳贿罪"实为世宗"权力平衡"的政治借口。

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不能就此认定其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同时 ,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考古图》《重修宣和博古图》的青铜器纹饰研究

《考古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奠定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基础,开创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并在纹饰定名、按纹饰对青铜器命名及分类、纹饰意义分析、依据纹饰断代、创立"标准器断代法"雏形、探索纹饰与器物功能的关系、探索纹饰的组合意义以及分析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切实推进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发展。

“同光之际”海防人才思想讨论的当代启示

1874-1875年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同光之际"海防策略大讨论。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聚焦"海防人才"议题,从"为什么要重视海防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海防人才""如何解决海防人才问题"等层面,着重分析沿海沿江督抚的思想认识对于当代海防人才建设的启示。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皇帝的星图 崇祯改历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的绘制

《赤道南北两总星图》是崇祯年间历局尝试会通中西的一种新式星图,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各类星图的绘制工作,以及分析这些星图的具体特点。通过讨论因中西方科学和文化的差异,提出该星图在调适中西不同的刻度系统、增入南极诸星、变更中国传统星官体系等方面所面临的考验,以及在西方天文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引起的争议。

论道光朝前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

驻防八旗制度是清朝的军事、社会组织制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道光朝前期,由于驻防官员贪污腐败及八旗子弟奢侈堕落,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道光帝采取了"汉军出旗"、严查抱养冒籍、添设养育兵等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八旗制度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