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及其东传龟兹考

犍陀罗艺术开创了佛教图像化的时代,这种纪传体形式在叙事、说明方面的优势,使得它成为佛教向信众传播的重要途径,经由丝绸之路远播龟兹。从犍陀罗与龟兹之间的文字、佛经、军事及考古四方面来看,二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追溯犍陀罗艺术的历史文化特质,探寻其传入龟兹的历史、路线及方式,还原它们的物质文化交流历史,对深入研究佛教艺术东传具有重要意义。

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多样化表现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的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的西域史料研究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新罗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是研究8世纪前半叶印度、中亚和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是以桑山正进为主持者的研究班讲解该写本的研究成果,它由日本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执笔,于1992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目前仍然是最可靠的成果。这里翻译的是以注释方式对写本最后部分史料的研究内容,多由森安孝夫执笔,内容涉及安西四镇、西域汉寺、龟兹佛教等研究唐代西域宗教、历史、地理等的重要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佛教壁画与古印度佛教壁画的不同

中国古代佛教壁画自印度传入 ,在不同民族地区融入了不同民族文化传统而形成不同特点。如新疆的龟兹壁画和高昌壁画热烈奔放 ,西藏的藏传佛教壁画神奇诡秘 ,云南的傣族小乘佛教壁画包含更多人情味 。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考

佛教传入龟兹时间问题,久而未决。文章拟通过中外学者已经发表的观点,并利用已有的新旧材料,开拓思路,从文献记载、文物遗存入手,发掘更深的内涵与背景,对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问题作一些考析。经过考析,综合各方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得出一些新的概括认识。

龟兹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龟兹是印度佛教东传重要的中转基地之一。龟兹佛教不仅承载了印度部派佛教的义理,还发展了印度佛教理论。龟兹佛教直接影响了中国内地佛教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中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对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以"大乘佛教"为统治地位的中国佛教中,龟兹佛教因属于"小乘佛教"体系而长期被轻视,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表现为,在中国历来的佛教史中,龟兹佛教史的记述极其简略,轻描淡写或材料堆砌,内容雷同;用大乘佛教理念解读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内涵,背离原来思想,导致长期以来龟兹佛教的真髓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理论求新。首先要为龟兹佛教作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找准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贯彻"科学发展"和"继承与发展"的方针,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展望未来,龟兹佛教史研究定会迈向更高的新阶段。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库木吐喇第45窟造像内容考证

库木吐喇第45窟是龟兹地区回鹘时期的典型洞窟,该窟体现出华严思想对十方三世佛和涅槃观念的融摄。它是中原汉化佛教回流的结果,反映出宋元时期,西域与中原、回鹘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龟兹风佛教艺术的特点及其和吐峪沟石窟的关系

龟兹风佛教艺术的特点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上主要表现释迦牟尼的前世今生,形式上包括中心柱窟、菱形格构图、色彩对比强烈、以线条为主的造型特点、晕染法以及人物的本土化。吐峪沟石窟壁画艺术受其影响并有所改变,使之适合高昌佛教的需要。

从龟兹石窟藏文壁文管窥吐蕃佛教的传入

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托脱日年赞执政时期,“天降佛法”说启开了吐蕃佛教之先河。然而,据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记载,早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时期,吐蕃周边的佛教徒已在吐蕃境内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引荐佛教于吐蕃王室。龟兹石窟藏文壁文题记,揭开了吐蕃与吐火罗及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历史叙事,亦为吐蕃启开了丝路文明之道。

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的新收获

近年龟兹石窟进入了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全方位研究的阶段。佛教艺术与佛教义理的关系问题,是佛教艺术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赵朴初先生"佛像都是表法的,佛教教义的谛,就体现在佛教美术"的纲领性论述,促使石窟研究跨越了单纯艺术研究的藩篱。"龟兹石窟究竟表的是什么‘法’"就成为必须探求的命题。龟兹石窟研究只有以龟兹佛教研究为引领,才能走进最后真谛的大门。龟兹佛教与石窟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该怎样评价,文本拟从"北传部派佛教的思想宝库""中国毗昙学的探视窗口""犍陀罗佛教与艺术的东方基地""龟兹古文字的破解"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如果有志之士能在龟兹佛教史研究中取得更多的成果,那将是对中国佛教史与世界佛教史研究有益的补缺、充实、丰富与完善。

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以菩萨信仰为中心

唐宋时期是龟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中原和龟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紧密,汉传佛教对龟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汉传佛教菩萨信仰不仅包括弥勒、地藏、观音、大势至和文殊等菩萨信仰多种类型,而且内涵有所发展和演变,并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艺术风格上,既有中原艺术的因素,又具有龟兹艺术传统的延续,更体现了回鹘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

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新视野

本课题研究集体在对龟兹佛教与石窟开展全方位研究探索中,取得了诸多新的收获。文本主要介绍几个重要的问题: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的定位问题;"说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带";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的亲缘关系;龟兹佛教与石窟"边缘化"原因历史探寻。这些研究成果,是突破长期束缚龟兹佛教与石窟研究的思想藩篱,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形成了新视野、新思路的基础上,经过论证从而达到新境界的结果。在上述诸问题中,也有不少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得以借鉴。而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某些历史问题更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取向。

试论佛教初传龟兹时间问题

龟兹佛教初传时间问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课题。这不仅关系到龟兹佛教史的长度,更涉及到认识程度。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以及佛塔遗迹考察,试就此问题陈述一点浅见。

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

本文考证库车出土汉语、龟兹语文书中出现的粟特人名,藉以探索7～8世纪粟特人在龟兹的活动。这些文书材料显示当地有不少粟特佛教徒,其中有些人在龟兹本地佛寺经营方面位居要角,有些人则同时为唐朝及龟兹官府做事。这些粟特佛教徒与当地其他佛教徒互动频繁,反映唐代安西社会中胡、汉诸族融合之趋势。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本文关注的是新疆龟兹地区居民唐宋之际语言上从吐火罗语转为突厥语,所奉主要宗教从佛教转为伊斯兰教的进程.笔者通过对史料中所录新疆地区的地名的分析认为,今这一地区突厥化浪潮自汉代已经开始,其高潮是公元840年回鹘的西迁.文章通过对长安"七宝台"佛寺的研究,提出高丽僧慧超所见之龟兹汉僧大云寺的建立,当与长安的大云寺有关.笔者通过对蒙元时代初期史料的研究,认为迟至13世纪中叶,即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佛教在新疆南部地区可能仍有一定影响.

从tu?e一词看龟兹佛教之香华供养

本文结合汉译佛典、龟兹语(吐火罗B语)佛典、龟兹语方术文献与龟兹语寺院帐历残片探讨龟兹人表示香料及香花供养的词语。经过综合比对,可以推断过去被学者猜测为表示特定某种芬芳鲜花或莲花的难解名词tufie其实是指广义上的香料,它与新鲜花卉相对,并且在特定语境下与安息香有所区隔。库木吐喇窟群区第50窟主室正壁龛内残存壁画与榜题肯定了这项理论,即龟兹语tufie是鲜花之外的常见供养品之一,而具有焚香、抛洒香末或香水等各种供养形式。

新疆孔雀名物考与孔雀河名的由来

《魏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有"孔雀",《西域图志》记载塔里木盆地有"鹦鹉",实际上,它们既非孔雀,也非鹦鹉,而是被当地居民称为"Kum-tuche"的鸟,在现代鸟类分类系统中属于雀形目鸭科中的几种鸟。其中有的鸟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还曾与塔里木盆地的民俗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今天数量已大为减少。"孔雀河"一名的由来也与此类鸟有关。

新疆库车县文物局所藏梵本《法集要颂经》残片考释

本文比定,新疆库车县文物局所藏库木吐喇出土婆罗谜文字写本为梵本《法集要颂经》残片。前人研究指出,梵本《法集要颂经》可分成三种版本,即说一切有部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本以及一种更加古老的版本。根据笔者研究,库车县文物局所藏残片属于第二个版本,即根本说一切有部版本,对于龟兹佛教史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龟兹石窟壁画布局反映的小乘说一切有部佛教思想

龟兹石窟壁画主要集中在中心柱窟、方形窟与大像窟内,而以中心柱窟最具代表性,以本生(jataka)、因缘(nidana)、譬喻(avadana)和佛传(The Life of the Buddha)故事画等形式加以表现,壁画题材主要表现小乘佛教(Hinayana)"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的思想内容。马世长等学者对龟兹石窟主室券顶与后室壁画内容进行了分类研究。1法国学者勒愕玛(Emmanuelle Lesbre)注意到了龟兹中心柱石窟券顶上的壁画为混合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