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花”的文化位移图景——粤剧江南、岭南之源流考

从“花”“雅”流变、“琼花”的文化位移图景、“琼花”引发的戏曲论争、“琼花会馆”的江南余脉几个方面可以推论佛山粤剧行会“琼花会馆”的昆曲渊源。“琼花”作为昆曲文化的符号从江南出发,在逐步南移的过程中发现了岭南,连通了戏曲江南——岭南的源与流。关于粤剧“琼花”称谓来历,其阐释史中囊括了神话原型、宗教信仰、行业会馆史、小说书写、跨地域文化溯源、艺术迁徙、文化位移、方志地理、风俗民情等多种元素,这些内容共同积淀、建构了岭南粤剧的文化遗产。论争“琼花会馆”归属的学者在“大胆假设”这个层面走得较远,而“小心求证”这方面则缺乏有力有据的戏曲文物与文献支撑,在“琼花会馆”史的或然性阐释上成果丰硕,在已然性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索、求证的空间。

近年昆曲文化现象之研究

21世纪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这其中"昆曲文化现象"是特别显著的一个事例,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艺术,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几年来,关于昆曲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发展成为政府与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围绕着昆曲的表演、演员、剧目、讲座、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形成"昆曲热",出现了"昆曲文化现象"。一、昆曲文化现象:现代化进程中的昆曲现象与传统文化;二、青春版《牡丹亭》:昆曲发展的实例及启示;三、继承与创新:辩证中的悖论与误区;四、昆曲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五、21世纪的昆曲定位与发展。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谈昆曲在南京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本文在梳理南京的昆曲发展历史基础上,尤其关注昆曲从业人员在艺术的坚守与创新上做出的努力、高校师生对于昆曲的传播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昆曲在民间的传播以及当前政府部门对于昆曲的大力扶持等现象,并因此得出结论:正是这些构成了昆曲艺术枝繁叶茂的适宜水土。构筑昆曲文化生态,是南京的昆曲发展经验所在,也是昆曲艺术传承与发展讨论中的重要话题。

苏松城镇对于昆剧生成、兴起与广泛传播的贡献

苏松二府的城镇何以能对昆剧的生成、兴起与传播起着巨大的作用?原因在于:苏松城镇星罗棋布,经济富庶,为昆剧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条件;民众自觉地追求艺术性的生活,使昆剧有着大量忠实的观众和愿意投身昆剧行业的伶工;较为先进的观念,让昆剧剧目所表现的思想具有引领时代的意义;发达的教育,为昆剧培养了不可计数的编剧与音乐家;精益求精的创演态度,造就了大量的昆剧精品;畅通无阻的水路,将昆剧带向四面八方。

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与江南戏曲文化空间

对清代戏曲家籍贯的统计和历史地理信息(GIS)等方法,对清代戏曲家地理分布予以空间呈现,指出其拥有集中性及不均衡性等基本特征,且以江南为重心所在。江南地区的经济发达、科举教育、家族文化等原因,哺育出诸多的戏曲家以及群体,产生集聚效应,从而造就了江南戏曲文化的辉煌。江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形成了四种类型的戏曲文化空间。

浅析歌剧《二泉》中的江南情怀

《二泉》作为江苏省文化厅、无锡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首部原创歌剧,其剧本素材聚焦于江南本土音乐家阿炳的坎坷一生,剧中独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别有风情的舞台布置,无一不显现出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二泉》中江南文化元素与作为西方舞台表演艺术的歌剧形式完满地融为一体,文章试通过对歌剧中舞台、音乐以及剧本的分析来探究该剧中所蕴含的江南情怀。

昆曲——中国的“雅文化”

昆曲具有着古典戏剧文学的最高品位、古典音乐文化的最后遗存、古典戏剧表演的完美体系。发源于江苏昆山,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是中国的"雅文化",被称为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中国人的音乐韵律、舞蹈精髓,文学诗性和心灵境界,尽在昆曲之中。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戏曲跨文化改写——以《麦克白》的昆剧改写为例

在全球化语境下,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曾先后以新编昆剧《血手记》和实验昆剧《夫的人》的形象亮相于舞台。在相距三十年的改编中,剧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通过情节删减、改变女巫功能等方式完成了对原作的主题挪移,由人性悲剧变为人情悲剧。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处理,更是由帮凶变成了弃妇。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他者文化的兴趣不仅源自跨文化交际的刚性需求,也来自对自身问题的困扰,即从外来文化中寻找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社会融合的最佳方法。虽然尝试带来了新意,但却破坏了昆剧的编演传统,干扰了固化的欣赏习惯,并未能成功创立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延续性、可复制性的跨文化改写范式。

昆曲旦角角色设计因子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文章以昆曲旦角角色为研究对象,研究昆曲旦角角色设计因子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从而提高昆曲文化的普及度。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形状文法等方法来提取昆曲旦角角色的显性和隐性设计因子,构建昆曲旦角角色设计因子系统模型,并挖掘昆曲旦角角色的文化魅力,将其进行可视化和艺术化的处理,然后应用到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真正实现昆曲旦角角色文化元素与设计的结合,让昆曲文化以新的方式进入大众日常生活,进而推动昆曲文化。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论李渔戏曲叙事的狂欢意趣

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因《闲情偶寄》而名传后世,他的《笠翁十种曲》在清初盛传一时,但却未能进入戏曲经典的行列。显然,李渔的戏曲作品不符合我们对于戏曲"经典"的期待,《笠翁十种曲》基本都是些谐谑笑闹之作,既没有表现什么重大的主题,也不曾塑造什么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格调不高,甚而堪称鄙俗。但这些作品中所蕴涵的秘而不宣的时代文化心理对于后代人来说未免阻隔,可对于同时代人恐怕却具有非常真切的意义。李渔的戏曲创作汲取了晚明社会的荒诞——狂欢化因素,运以文人才情,融合市民智慧,结构机趣的戏文,在观众的笑声中完成其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实现与人消愁的叙事目的。在其作品所展现的淆乱世界里,洋溢着随心所欲的自由与欢快,男女分疆受到挑战,夫妇伦常遭到嘲弄,等级界限模糊了,尊卑壁垒消除了,严肃正经消解在滑稽笑闹之中,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着打破秩序与颠覆权威的快意。

明清时期江南都市的戏曲消费空间演变——以苏州和扬州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的戏曲经历了南戏的复兴、新声昆山腔的改良、昆剧的繁荣和花部的勃兴四个阶段。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戏曲消费的都市空间结构和表演方式的演变。作为戏曲传播和消费空间载体的演出场所——神庙、宗祠、会馆、私家厅堂、园林游船、戏园茶楼等相继出现,并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无形到有形、从随意到正规的发展演变过程。职业戏班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更关注戏曲消费者的需求和反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戏曲表演的质量,改编上演新戏,并在表演形式上呈现出多变的态势。在此基础上,江南都市的地理、人文、历史文化传统,也逐渐培育和建构起符合都市空间消费特征的戏曲消费群体与消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对策——基于对昆曲信息化建设的调研

通过对昆曲信息化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数据库建设、信息化人才建设进行调研,得出昆曲信息化建设虽具有面向知识的资源管理、面向知识管理的资源服务体系、完善政策资金保障等经验,但仍存在标准、合作机制和人才滞后等不足。为此,提出构建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政策资金保障、健全技术标准保障、培养综合信息化人才等建议,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研究——以新叶昆曲为中心

作为新叶古村数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最为珍贵、核心的文化遗产之一,新叶昆曲自诞生、传播、流布以来的发展历史,深刻地透视新安江流域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坐唱班所演出的各类剧目文本及其在长期演出实践中吸收地方戏剧元素并加以改进丰富的表演形式,成为地方文学、戏剧发展的活态样本,新叶昆班明清以来的拍曲、演出等活动构成浙江中西部民间文艺生活的精神载体,如今也化作新叶古村自身文化特质与村落个性的生动象征,但随着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面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逐步更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象、手段陆续发生变化,其传承基础遭遇较为严重的破坏。要破解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一难题,就必须要将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一轮城镇发展规划、建设有机结合,紧紧围绕"整体性"、"活态性"理念,以加强基础性、严肃性的学术研究为前提,实施政府主导、精准规划先行,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基层民众的话语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空间,整合社会复合主体,形成活态性、整体性保护、传承的合力,推进古村落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性"、"活态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