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市场化新路径——以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机制为例

国家公园提供数量最多、价值占比最大的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其生产供给主要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存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难以分清具体的权利人与受益者,因此受到“度量难”“交易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四难”制约,这使国家公园依靠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的“生物多样性抵消和信用”方法和英美澳等国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将国家公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信用提供方,通过与企业开展“横向”价值交换,创新使用将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抵消净零的指标交易模式,并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信用质押贷款、提升企业ESG评级等激励优化,辅以强制信息披露、市场准入许可等硬性约束,合力加速形成生物多样性信用投融资惠益国家公园并惠及周边社区的市场机制。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目的】探索以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宗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创新解决方案,为进一步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以提升生物多样性提供指导建议。【方法】通过论述NbS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管理生产性土地等3个维度提出NbS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动主流化的具体途径和实践案例。【结果】NbS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前提,强调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链接多个社会挑战,可以将生物多样性带入经济、社会等领域目标和主流化政策中,跳出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被更广泛的群体认知,并动员金融、商业及社会力量投入大规模NbS行动中。【结论】NbS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农业、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健康、城乡发展规划等多个领域的主流化,加快可持续转型进程。因此,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62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动,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之一,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4个主要实施路径:(1)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2)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3)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4)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义、焦点与本土规范回应

广受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如期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作为未来指引、规导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纲领性和标志性文件,该框架属国际软法但具备较高约束力、较强执行力和较大影响力,并确证“公约+议定书+框架”生物多样性新型国际法体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一主五配”、平行并列与交织共存的样貌,不仅于结构与要素方面出现变化,还在治理的理念、一揽子形式、基线制逻辑和高相关内容等方面呈现创新,其焦点集中于配套决定,对监测框架、履约资金和能力建设等问题施予关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施行需要规划、政策、法律等助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修订更新、具体行动目标履践和特定议题规范准备以实现本土规范回应。

关于植物迁地保护若干问题的讨论

植物迁地保护将是正在建设的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核心任务,然而,有关植物迁地保护在植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的目标应该如何确立等诸多问题尚待讨论。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简要回顾了植物迁地保护的发展历史、过去40年国内外植物迁地保护取得的成绩,澄清了人们对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的一些疑虑;结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即将发布的《支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的植物保护相关的自愿补充行动》,提出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的目标应该为“对所有受威胁植物实施有效的迁地保护,包括保护其遗传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3030”目标的内涵及实现路径分析

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未来7年对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公约》机制下《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达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带来了新的希望,为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提供了解决途径。作为《昆蒙框架》的核心目标,“3030”目标在国际社会广泛行动和大量科学成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本文从全球发展趋势和国际政策推动两个层面梳理了“3030”目标的由来和发展进程,分析了其数字目标、空间范围、有效性和包容性管理等关键要素,保护地的全球目标从10%逐渐增加到30%,尽管仍未满足科学界的期望,但促进了全球保护地网络的发展。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提高保护地质量、利益攸关方参与等,均可大幅增加对陆地和海洋的保护。结合已有国际进程和科研成果,探索分析了“3030”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强有力的国际政策引导、坚定有效的资金保障、深入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负责任的国家行动以及广泛包容的参与和协作。距离目标完成时限已不足7年,我们识别了实现目标尚存的诸多问题和阻碍,并提出建议,包括更加注重提升保护地质量;克服保护地调查数据的空缺和有限的监测手段;提高对海洋保护地的认识,突破局限;探索包容性管理模式,以及全球目标在国家尺度的规划和统筹等。“3030”目标不仅是一项政治驱动的目标,其研究、磋商和实现过程,体现了科学、传统知识与国际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新视角,反映了不断推陈出新的科学见解、社会价值观和全球挑战,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有助于对保护地网络和其他保护空间的重新认识。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与展望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会议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本文从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意义、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西双版纳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展望共4个方面综述其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效,指出所面临的3个方面的挑战,并提出:(1)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2)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3)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与编目等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为云南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参考。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是全世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体行动,也开启了中国主导全球环境治理之先河。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创新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将《昆蒙框架》的目标作为其重要内容。本文对照《昆蒙框架》的长期目标和2030年具体目标,提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中可以研究回答的26个问题和27项保护行动,并提出植物物种大普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遗传多样性调查、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植物零灭绝保护实践、生态修复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等7项优先行动。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执行《昆蒙框架》的能力与水平,也是检验植物园体制创新成效最为直接的试金石,其成功实践也将为全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提供样板和借鉴。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最新进展及展望

资金问题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和新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实施都至关重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一揽子成果文件中,与资金问题有关的主要是《昆蒙框架》及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昆蒙框架》提出了逐步缩小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到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源量等明确的数量目标。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包含了历史性地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通过新的资源调动战略、成立资源调动咨询委员会等重要制度安排。这些目标相关承诺和制度安排如何尽快落地是重中之重。本文系统梳理了COP15资金问题相关决定,综合分析了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资金问题的系列重要报告,概述了全球履约资金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了国际履约的最新资金要求,展望了未来履约的资金安排,并对中国如何加强履约资金的调动提出了应继续争取用好多双边国际赠款、提供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挑战和展望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工作领域上,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保护成效较低;(3)资金来源不够;(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不足。基于此,建议未来在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考虑加强海洋保护政策的制定;增加海洋保护区面积,提高保护成效;强化资源调动和能力建设;并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协定之间的合作。

全球协同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挑战与出路: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落实是新阶段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查阅,引入协同治理模型(Startingconditions-Facilitativeleadership-Institutionaldesign-Collaborativeprocess,SFIC模型),旨在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思路考察《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挑战,并分析总结应对策略,以期为《昆蒙框架》落实提供一定参考。首先,根据《昆蒙框架》落实对全球协同的客观需要,以及现有研究整体性分析思路缺乏的情况,引出本文使用的SFIC模型并说明适用性。然后,根据SFIC模型运行的要素,结合现实情况,分析了《昆蒙框架》落实面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治理基础、合作关系、参与动机、信息沟通、信任建立、资金筹措、后续协商、制度设计、主体领导等方面的挑战。最后依照SFIC模型,从推动资源调动和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促进三方援助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共享、强化信任建设、发掘资金潜力、推进协商谈判、寻求制度约束性与激励性的平衡点、提高制度公正合理性、加强联合国责任机构领导力、发挥大国示范担当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适应“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的中国海洋保护区政策研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了2030年保护30%海洋的系列目标,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与框架目标协同增效成为重要议题。文章从适应国际趋势、履行国际公约责任、维护海洋权益和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加快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性,从国家资金保障、政策支持和海洋综合实力支撑等方面探讨了可行性。总结梳理了我国海洋保护区规模小、发展慢、与国际差距大,管理理念上以陆管海、未实施陆海分类管理,管理体制不完善、技术标准落后等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完善海洋保护区管理体制、优化整合近海保护区、推进南海国家公园建设、关注全球海洋保护治理等对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下“能力建设与发展”议题的磋商、挑战及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与发展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重要议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是将其作为履约的有效执行手段之一。本文旨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方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以及探讨为处理这个问题可选择的优先政策事项。首先,从能力、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这些术语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相关文件中的演变历史;然后,基于历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决定,全面梳理了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磋商进程和COP15主要争论焦点,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资金、规划、项目、信息分享以及与其他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等关键性挑战及其原因;最后,针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从扩宽资金渠道、制定或协调不同层次的战略与行动规划、确保项目和方案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相关公约间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关注点;在国内层面上,从强化顶层设计、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查明生物安全和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加大宣传与参与以及充分利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