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腔《琵琶记》的宫廷演出

过往清宫戏曲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连台本戏、节令戏存在昆弋并用的情况,而较少关注民间传入的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弋阳腔演出。通过对弋阳腔《琵琶记》演出记录的梳理,得知清代前期与后期所演《琵琶记》折出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帝后好恶的转变和民间演出风尚的影响直接相关,而弋阳腔折子在宫廷的演出也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同时,以现存宫廷《琵琶记》剧本来看,不仅有弋腔单折,还有弋腔本戏,而且单折与本戏对应折出的内容基本一致,说明弋腔《琵琶记》存在一个改编为本戏到拆分出单折上演的发展过程。重新发现的《琵琶记》本戏是对明代通行本、选本和民间弋腔流行折出的综合,使用昆弋两腔交替演唱,使得研究者可以一窥清代前期宫廷改编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基本方法。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清戏曲对诗学传统的回归

中国古代戏曲又称为"剧诗",既具有叙事文体的性质,又具有抒情文体的性质,这两种性质在戏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并行不悖的。戏曲最初是被排斥于诗学传统之外的小道末技,明清时期戏曲在其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地表现出向诗学传统回归的倾向。这种回归具体表现在明清戏曲具有文人主体的雅化传统、"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三个方面。

论晚明家班兴盛的原因

在晚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人阶层迫切要求私家伎乐充分发挥自娱、交际和自我实现等诸多功能,而昆剧的形成和发展又为这些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最适宜的艺术形式。于是,家班成为上层文人娱乐消遣、展示才华、密切各种社会关系的工具,晚明家班兴盛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明清时期立春节日演剧习俗考

明清时期是立春节日文化的鼎盛时期,节日里搬演戏剧是节日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春演剧与迎春仪式演春、迎句芒神、鞭春牛结合紧密,体现了人们迎接春天的喜悦与希望。立春演剧形式有扮故事、扮人物、临时组剧、演出片段剧目、演出完整戏曲等多种方式,剧目内容多为民众喜爱的通俗故事。演剧活动与立春节日主题紧密结合,具有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体现了民众在娱乐中祈求丰年的民俗心理。

论明清江南家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互动

明清江南家族性的昆曲活动非常兴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昆曲的存在方式、表演形态、美学风格和文化品格,也大大增强了它的文化功能和综合性;同时,作为家族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昆曲通过塑造性情人格,培养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对创造共同的文化颇有助益。很明显,家族文化和昆曲艺术对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论明末清初剧作家的“佳人”情结

明末清初戏曲作品中的佳人形象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特征,均是集色、才、情、德于一身的美好女性。在这样完美的佳人身上既寄托着中国文人的婚姻理想,也包含着文人潜在的攀附心理。在明末清初剧作家的潜意识里,佳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为男性服务,因此,佳人越是被塑造得完美,就愈加巩固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传统造园制图术研究——以明清戏曲小说版刻插图为研究对象

以明清戏曲小说版刻插图为研究对象,从作为印刷术的版刻插图、作为制图术的版刻插图两大层面进行了设计学阐释。认为这些版刻插图,以充满设计感的园林艺术营造效果图的方式,直观感性地介入了当时造园艺术实践者的"图像式设计创意思维",并极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特参照物即刻画细致并凝结着浓郁文学品味的"造园设计图稿"。

明清时节湖北“戏窝子”与汉口“戏码头”情势

湖北戏曲在宋代就已形成。从南宋后期至元代,出现众多湖北籍的戏曲演员。湖北王公贵胄文人雅士也十分喜爱戏曲,在封藩王府中歌舞演戏蔚然成风。而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各大中城市更成为“戏窝子”之地。明清时期,湖北重要的戏曲有清戏、汉剧、花鼓戏、黄梅戏等。清中晚期,湖北不同城市都汇聚了不少喜爱戏曲的士子与官员,吸引了各地的剧种和演员来演出。常被称为“戏码头”的汉口,有众多商业性的戏园、酒楼、茶馆,为城市戏曲演出形成发展空间。汉口“戏码头”那众多的剧种与声腔、众多的班社与演员,众多的对戏曲迷恋的文人与市民,造成对不同戏曲爱好群体之间的争分,形成了湖北代表性、特殊性的戏曲文化特征。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中的公私空间及其图式分析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中,公共和私人空间是视觉话语中的重要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个体与世界沟通的一种形式,塑造和定义着个体视觉仪态和社会身份,也构建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通过对图例的归类和分析,可以发现图像叙事在空间掌控上对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处理保持着冷静的态度,既体现出图像在表达公私主题上的热衷与自足,同时也表征着个体意识的抬头以及公众主体性的觉醒,进而起到颠覆传统伦理的作用。

论明清女性作家戏曲创作之艺术建构

明清女性作家戏曲创作在戏曲传统艺术表现上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女剧作家们延续了明清以抒情为主流的戏曲传统,但在戏曲叙事的架构内却以其自身扮演之行动主体作为其抒情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不注重表现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而多利用舞台空间的虚拟转化,以舞台独白的方式来推动剧情,构建曲折有致的情节结构。在沿用梦、画、仙等舞台意象之男性戏曲创作传统时,也并不仅止于蹈袭,而从女性视角出发,呈现了此类舞台意象不同于男性的表现内涵和审美理想。

吴文化研究：吴地戏曲——明清苏南昆曲流派生成论

明清时期苏南三个昆曲流派的形成各有其独特原因。“昆山派”堪称是典雅文学和典雅音乐的合体；“吴江派”的出现则与本色派的形成密切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苏州派”的崛起折射了苏南市民文化的兴盛，并体现了从“曲”到“剧”的转移。

明清时期山西移民对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清时期,由于特殊历史背景,使山西人口大规模外流。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晋文化带到了迁徙地,并且将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山西戏曲艺术扩展到其他地区,促进了山西戏曲艺术的传播,并对其他地方戏曲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戏曲串客影响刍议

明清串客对戏曲生态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文人串客的影响主要在于舞台本内涵的提高与数量的丰富;各种独特见解又显示了串客们在曲论方面的建树;技艺高超的串客也是戏曲表演技艺的缔造者之一;下层串客的涌现又对"花部"的兴起有推进之功。串客与戏曲生态发展交互相依,很多时候是他们在维系着戏曲艺术的水准于不坠。

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等级探析

以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戏台为研究实例,按照功能不同划分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构成,分析不同空间的面积大小、位置排列和内在属性,由此得出明清福建戏台空间的等级秩序,归纳总结出差序与等级语境下的戏台空间的组合方式,并探讨其表现特征。

宋元明清戏曲中的少数民族语(四)

宋元明清戏曲作品中,时时采入少数民族语,世易时移,这些少数民族语成了阅读这类文学作品的语言障碍,对于散见于各戏曲作品中的少数民族语汇集例句,兼采众说,为之诠释。共释词149个,连同附目97个,计246个。

吴陵家班谱传奇——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考论

古称吴陵的江苏泰州地区的戏曲文化,作为泰州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除蜚声国内外的"梅桃柳——戏曲三家村"外,明清时期泰州地区众多的昆曲家班可谓泰州戏曲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泰州地区曾出现过十多个昆曲家班。一定程度上使得明末至清中前期的泰州,成为地区性的昆曲创作与表演中心,谱写了泰州戏曲史的一代传奇。根据目前可见部分地方文献和中国戏曲史料,可对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形成原因及对后世之影响等作初步考证。

明清日记戏曲史料的分布与价值

现存明清日记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戏曲史料,但并非所有的日记都记录了戏曲信息。战难日记、读书日记中的戏曲史料相对较少,而日常生活日记中常常富含大量戏曲史料,各种日记对戏曲史料记载的详略程度有所不同。日记中的戏曲史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些史料已经为戏曲史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日记文本的阅读不易,前人所引只占现存日记史料的极少部分,事实上还有大量的日记戏曲史料亟待挖掘并加以研究。丰富的日记体戏曲史料将为戏曲研究的各个维度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