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新探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大会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中共代表取得参会权的过程却历经波折。在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中,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善后“史迪威事件”,偏袒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随着美苏双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秘密协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美国高层最终改变态度,敦促蒋介石同意在中国代表团内列入一名中共成员。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背后蕴藏着遏制中共的复杂谋略,延安方面的因应策略则体现出抗战后期中共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层思考。

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与政党重组发展前景初探——基于2024年选举结果的分析

基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探讨该地区选举政治变化与政党重组前景。根据以往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起伏变化,观察蓝、绿阵营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结合政党重组的分析概念,展望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国民党在2024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扭转败局,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强势崛起,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民党在下次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中获胜,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两党体系可望得以延续,也就不会发生严格意义的政党重组;如果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继续得分,则意味着台湾地区可能从两党政治走向多党政治。台湾地区是否会发生公认的政党重组现象,还要根据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进一步观察。

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的多元认知分析

[目的/意义]研究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认知,对中国内地引导涉台舆论、争取台湾地区民心,以及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动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5家台湾地区智库作为分析样本,对其发布的17份有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以此探究其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认知及背后的动因与产生的影响。[结果/结论]台湾地区智库的认知主要分为理性分析类、建言完善类、应对措施类以及民主质疑类,在认知特点上呈现理性分析与偏见认知的分野。爱国主义、对两岸格局的理性认知、附和行政当局与勾连美国的图谋是台湾地区智库认知的主要动因。在影响上,台湾地区智库的正面评价遭到台湾地区当局与绿媒的刻意忽略,而负面认知则被绿媒大量传播,对台湾地区的媒体舆论和民众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衰落之历史原因——以政党适应性调整为视角

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民族主义当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核心内涵。国民党迁台后,为了适应岛内外剧烈变化的局势发展,其在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开始了政党适应性调整。从政党生态上看,蒋经国到李登辉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使国民党不断“本土化”与“台湾化”;从政党发展上看,“党国体制”面临崩溃,使国民党开始从威权支配型政党向选举竞争型政党转型;从政党动员上看,国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中国民族主义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虽然国民党的政党适应性调整使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生存下来,但也引发了党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衰落。缺乏政治远见的政党适应性调试加剧了国民党的结构性突变,导致其政党内部分裂、核心价值缺失、支持基础萎缩,最终国民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渐行渐远。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整理与管理为突破口和工具,以"软、硬"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及对民众的广泛监督与控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既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图景,亦为国民党执政初期"党国体制"下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受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下,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艺术领域,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部门,实际上则是由中共长江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具体领导的。它团结和动员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一致进行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三厅”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它曾先后在武汉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音乐宣传活动,鼓舞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抗日热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相似性论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国家统一思想是该时期两党国家统一实践的理论凝结,二者都传承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而始终坚持国家必须统一的立场,都以阶级利益为基点力争掌握国家统一的主导权,都在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下深刻把握了武装斗争的国内特性。

第四次交锋:台湾地区岛内“九二共识”再争议述论

“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两岸关系发展不可动摇的柱石。30年来,中国大陆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但是,在中国台湾岛内,蓝、绿阵营围绕“九二共识”先后有四次激烈交锋。第四次交锋始于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2020年1月,国民党“二合一”选举失败后,围绕“九二共识”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交锋达到高潮。最后,国民党“全代会”通过两岸政策,宣布“有前提地”保留“九二共识”,此次交锋告一段落。这次交锋,是国民党中华民族立场倒退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立场的倒退,给国民党带来“泡沫化”“边缘化”危机,同时,也为国共交流、两岸关系发展增加了变数和困难。

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辨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抗战时期,中间势力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推动国共合作。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支持拥护共产党主张,广泛宣传抗日;积极协调国共关系,推动国共合作;坚决制止破坏活动,维护统一战线;发动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努力壮大自身组织,积聚进步力量。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

在八年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人士曾经冲破日军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到延安以及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中共抗日的状况。这些人有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战争后期美军观察组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美国档案馆留下了大批有关史中共游击战的历史文献。出于对于美英系统的同盟国反轴心国的共同目标,这些意识形态、政治背景、职业各异的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尽可能地作了客观描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这些超脱国共两党之争的即时报道为我们的敌后抗战留下了珍贵记载。

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坚持抗战,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示“基本上拥护此纲领”,并结合实际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和有益改造,同时就如何开展这一运动在党内党外都作出了明确部署,使得这场运动在抗日根据地得以积极、有效的开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

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政党角力的目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承担"第四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