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与政党重组发展前景初探——基于2024年选举结果的分析

基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探讨该地区选举政治变化与政党重组前景。根据以往选举中不同政党得票情况的起伏变化,观察蓝、绿阵营和南北政治光谱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结合政党重组的分析概念,展望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国民党在2024年立法机构选举中扭转败局,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强势崛起,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如果国民党在下次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中获胜,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两党体系可望得以延续,也就不会发生严格意义的政党重组;如果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继续得分,则意味着台湾地区可能从两党政治走向多党政治。台湾地区是否会发生公认的政党重组现象,还要根据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未来选举中的表现进一步观察。

中国共产党白区历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区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白区历史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即以城市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地下斗争为主要考察内容,在学术研究和党史基本著作编写方面取得积极成果。理论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针、白区斗争策略原则、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实践层面的成果包括对白区工作方方面面的考察。拓展和深化白区历史研究,还需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发掘整理史料、推进成果转化。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的多元认知分析

[目的/意义]研究台湾地区智库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认知,对中国内地引导涉台舆论、争取台湾地区民心,以及完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推动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5家台湾地区智库作为分析样本,对其发布的17份有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以此探究其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认知及背后的动因与产生的影响。[结果/结论]台湾地区智库的认知主要分为理性分析类、建言完善类、应对措施类以及民主质疑类,在认知特点上呈现理性分析与偏见认知的分野。爱国主义、对两岸格局的理性认知、附和行政当局与勾连美国的图谋是台湾地区智库认知的主要动因。在影响上,台湾地区智库的正面评价遭到台湾地区当局与绿媒的刻意忽略,而负面认知则被绿媒大量传播,对台湾地区的媒体舆论和民众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国民党中国民族主义衰落之历史原因——以政党适应性调整为视角

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国民族主义当是其最重要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以追求国家统一为其核心内涵。国民党迁台后,为了适应岛内外剧烈变化的局势发展,其在台湾地区政治转型时期开始了政党适应性调整。从政党生态上看,蒋经国到李登辉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使国民党不断“本土化”与“台湾化”;从政党发展上看,“党国体制”面临崩溃,使国民党开始从威权支配型政党向选举竞争型政党转型;从政党动员上看,国民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中国民族主义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虽然国民党的政党适应性调整使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生存下来,但也引发了党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衰落。缺乏政治远见的政党适应性调试加剧了国民党的结构性突变,导致其政党内部分裂、核心价值缺失、支持基础萎缩,最终国民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渐行渐远。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三大的主题。三大的召开经历了“二大——西湖会议——三大”的曲折过程,支持和反对合作的斗争激烈。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确立的三个相关方,代表人物是马林、陈独秀和孙中山,他们都有重大功绩和严重缺失。马林把列宁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带进中国,组织召开了一大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马林对中共的重大贡献;孙中山是国共合作的理想领袖;马林高估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且不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影响并导致陈独秀犯了右的错误,给大革命失败种下祸根。中共三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问迈向中国革命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转变”,统一战线不仅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而且从此贯串中共百年乃至长远的未来,新时代彰显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美对峙与东北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能够率先解放东北,与日益加剧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具有密切关系。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壮大革命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风云变幻,美苏关系日益由合作转向对抗,美军在中国天津等沿海城市的登陆,促使苏联不断加大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改善了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中共在东北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其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由此,中共在几年之内就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数十万人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打败了东北国民党军,首先解放了东北全境,从而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共视野中的马歇尔使华——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马歇尔使华消息传来,社会各界关注度颇高。实力更强的国民党言必称配合马歇尔,借以继续获取美国援助,却不愿意支持马歇尔推进谈判、促进国共和解。军事实力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此时积极争取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赞同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的主张。相比之下,这一阶段反而是中国共产党与马歇尔推进和谈的立场更为契合。与社会各界普遍希望马歇尔使华促进民主和平建国不同,国共更希望利用马歇尔解决各自面临的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在此基础上,两党既要考虑民众的民主诉求,也要谋取最大限度地达成自身主张,对马歇尔的态度也进行了不少的包装。

国共关系视域下中共在甘肃陇东边区的成长

自八路军入驻陇东,甘肃国民党地方政府即对其保持着敏感而警惕的遏制之心,且其遏制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甘肃地方政府的遏制并未阻断中共在陇东边区的发展,在驻陇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下,中共力量不仅由乡村延展至县城,而且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中态度坚定,在陇东问题交涉中据理力争。中共之所以能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沉暮及其行政人员的萎靡,更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坚定的抗战理念,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以及一大批忠诚而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正是因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之间心灵相通,使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无所适从。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