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

茶叶是清代国内外贸易的大宗物资,也是销往边疆民族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砖茶对清廷维护边疆统治秩序极其重要。借助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商业契机,北商贩售砖茶至蒙古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清中前期边疆贸易领域写就了壮丽篇章,促进了商贸线路、物资交易网络和商业市镇的形成。砖茶自产茶区流向万里之外的蒙古地区,成为当地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和广泛流通的“货币”,并且终清之世位列输入品首位。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经恰克图与俄国贸易的北商群体严重受挫,遂将视野转向蒙古地区,并改变经营策略。清末,北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得以撑持,砖茶贸易仍保持一定的优势,但盈利情况一落千丈。由是观之,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兴衰之道与清朝国力的盛衰走向高度契合。

京北商贸与万里茶道——基于记事碑的统计分析

对京北昌平城、南口城、榆林堡等三地碑刻研究,尤其是碑阴的统计分析发现: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晋翼布商在昌平城捐修庙宇比此前前清83年间更加活跃,捐修间隔时间更短,捐修频率更高;1782年南口城晋商的人(号)均捐款额比82年前昌平城晋商增长250%,翻了一番多,说明晋翼布商的经营效益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的趋势;1789年榆林堡布行在前11大行业中总体经济实力最强,捐修庙宇贡献最大。这与俄国专家特鲁谢维奇所述俄国1727年棉布进口量超过了丝绸,其价值占总进口额的39%,“从18世纪40年代起棉布成为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存在契合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晋翼布商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经济实力参与公益事业。经实地碑刻考证证实和商业逻辑推论分析,18世纪万里茶道北京段和万里茶道京张商路真实存在,18世纪万里茶道京恰商路可以完整还原。

晋商在恰克图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经济学分析

恰克图贸易是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活动中为数不多的对外贸易之一,晋商从事恰克图贸易的动机是为了获取利润。晋商垄断地位形成的原因:茶的不可替代性是自然原因;政府特许是制度原因;规模经济是晋帮茶商垄断地位形成的经济基础。

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

清代政府称从张家口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为"北商";从归化城携带茶叶售与新疆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贸易的商人为"西商"。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俄国学者开始研究中俄茶叶贸易,中国学者因缺乏贸易资料,主要征引俄文《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如今从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找到的恰克图商贸档案,统计1816年至1871年从事中俄贸易字号约有161家,重要的字号约50家,大多来自山西著名的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他们都同时拥有数个字号。1854年时连咸丰皇帝都知道他们以贸易致富,家产成百上千万两。俄人阿·科尔萨克研究茶叶的名称有商号茶、山西白毫茶、普通白毫茶。在恰克图的档案记载,十九世纪上半叶商人卖的多数是福建的君眉茶,以榆次常氏、祁县郭氏的商号茶质量最好。祁县乔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贩卖的茶大多是两湖的白毫茶和青茶,质量较普通。大家熟知的大盛魁茶庄巨盛川、三玉川;渠氏的长盛川、长裕川等,都是较晚出现的字号。清朝考虑统治蒙古的政策因素,张家口的关税未能像粤海关遽增,但在张家口官员摊派给茶商各种兵粮、捐输、生息银两,他们对地方财政有重要贡献。

对晋商恰克图贸易兴盛的深层原因解析

在清代的恰克图市场兴起后,山西商人率先进入恰克图市场进行贸易。在恰克图市场上,茶叶是恰克图贸易的大宗商品,茶叶贸易始终由晋帮茶商所垄断。晋帮茶商是中国传统的商贸方式的杰出代表,晋帮茶商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商贸活动方式适合于当时的国情条件,其商贸活动方式适应于手工技术、封建关系、自然经济为主以及不发达商品经济条件。

解读晋商恰克图贸易衰落的深层原因

恰克图贸易的迅速衰落始于1862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恰克图贸易衰落的原因在于商贸制度不公平、商贸环境恶化、商贸条件的变化、机器大工业发展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影响。晋帮茶商衰落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代表的传统商贸活动方式不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外国的侵犯和本国政府的腐败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直接诱因。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

“恰克图贩茶歌”中的商人生活

茶叶规程是晋商在办茶过程中,为保证运输环节的有序进行,由各商号从业者专门编写的应用型文献,“恰克图贩茶歌”即为此中一类。“茶歌”描述了山西旅蒙商人的成长过程,以及福建—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的贩茶路线。此“茶歌”所保存的有关商人描写颇为详细,偏重对其成长、学习经历、社会生活环境乃至心理活动的描述,是了解晋商中小商人社会生活的珍稀民间文献。以此为代表的茶路歌谣和各类规程也是填补茶路地理定位,深入了解山西籍商人真实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史料。

鸦片战争前旅蒙商垄断蒙古商贸的条件

旅蒙商兴起于清朝初期,是清朝统治者为征伐蒙古各部需要而建立起的一支随军服务贸易商队,因从事随军赴蒙贸易而得名为"旅蒙商"。旅蒙商在蒙古地区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不仅因其善于经商,还得益于一些客观条件的促进。在鸦片战争前,部票限制着进入蒙地的商队数量,使其减少了竞争对手;蒙古市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使他们赚取着丰厚的利润;《恰克图条约》拓展了他们的国际市场;海禁政策又使陆路贸易更加繁荣。这些客观条件的推动,使得旅蒙商在蒙古的贸易更加顺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垄断着整个蒙古市场。

19世纪穆氏家族与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交易大黄情况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认为中国甘肃、陕西地区出产的大黄是最具强健脏腑、镇静清热等疗效的药材。因此,他们希望透过各种管道取得大黄。自雍正五年(1727)年起,恰克图开市之后,清廷准许穆氏家族在恰克图卖大黄。俄国也派商人,前往恰克图买大黄。乾隆三年(1738),俄罗斯官方独揽大黄生意,以毛皮或其他物资向穆氏家族换购大黄。穆氏家族与俄国人买卖大黄时有纠纷,例如:拖欠俄罗斯人货期、缺额,或者压低大黄产地价格,高价卖给俄国人;优质与劣质大黄混充卖给俄国人。俄国人也曾拿优劣参半的毛皮与穆氏家族交易,或者不依合约另找商人买大黄。因此,中、俄双方官员不时得监督两方商人交易大黄情形,减少纠纷与冲突。因为大黄贸易利润丰厚,穆氏家族得应付恰克图章京事务处、衙门差派与陋规,而且家族成员之间也常发生利益纠葛,数度请求库伦办事大臣调解家族纷争。由此可见穆氏家族与中央、地方衙门关系匪浅。中、俄的政治情势、经济状况、外交政策、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均影响中、俄商人大黄交易量与换购商品种类。例如:18世纪,清廷数度关闭恰克图市集,大黄因法令限制不得出口俄罗斯,但欧洲市场需求大黄热切,俄罗斯商人转向走私贸易。由于俄国购买中国大黄数量、价格受欧洲市场影响。在俄国官方垄断大黄贸易期间,经常面临走私竞争压力,数度设法制裁走私活动。自1782年以后,俄罗斯开放大黄自由交易,大黄贸易逐渐由莫斯科、沃洛格达和库尔斯克等商人垄断。19世纪起,俄罗斯手工业逐渐兴盛,加上在西伯利亚过度猎捕动物,毛皮逐渐短缺,使得俄国商人改以毛纺织品、棉纺织品、皮革制品等取代毛皮向穆氏家族换购大黄。

俄罗斯学者视野下的近代中俄茶叶贸易与晋商

晋商是近代俄国最著名的中国商人群体,也是俄国人接触最早的中国移民和侨民群体之一。晋商给俄罗斯带来了茶叶,而供应稳定的茶叶使俄罗斯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中俄商人共同开辟了万里茶路。在俄国人看来,近代中俄贸易中,晋商既是优秀的商人和值得信赖的合作者,也是其在俄国和中国的蒙古地区最强有力的商业竞争对手。早在沙俄时期,俄国学者就对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商人群体进行过初步研究。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晋商和万里茶路的研究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中俄茶叶贸易历史背景下的恰克图混合语研究

将混合语这个传统的语言学问题放在中俄茶叶贸易的历史背景下来阐释,在对恰克图茶叶贸易史爬梳洗剔的基础上,揭示恰克图混合语基于俄语,但深受汉语影响的新“语用代码”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恰克图混合语在语音和形态上倾向于与汉语保持一致:遵循开音节原则,尽量避免辅音连缀,从俄语中借入的词不再有屈折变化等。恰克图混合语不仅是一种语言迁移现象,是茶商适应策略的体现,也反映了中俄边境的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

晚清西商假道恰克图贸易研究

清同治年间西商前往西疆贸易中断,商民生计难以维系。为了维护边境商业秩序和增加财政收入,清廷同意西商假道恰克图出洋贸易,在税厘、归票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严格规定西商假道恰克图的贸易路线、贩运茶叶名色等,以避免西商与北商的经济利益冲突。然而在商业贸易过程中,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致使西商不堪重负,假道出境贸易的热情不断衰退,亦出现行贩杂色茶斤、夹带私茶等逃厘漏税现象。

清代万里茶道述论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清代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内地到欧洲腹地的万里国际茶叶商道。这条茶道以山西商人为主,其兴起伴随着广阔的市场需求、雄厚的资本和高额利润。入清后,随着中俄《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中俄通商由恰克图边境贸易,逐渐发展到深入俄境。在中俄贸易活动中,山西商人以市场为主导,实施产购运销一条龙,以质量为前提打造商品品牌,金融机构票号与经营机构茶庄相结合,商业竞争中重视地方习俗以取得先机、以人力股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将万里茶道的贸易推向繁荣。但是随着清朝国运衰落和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经营活动中挤压华商,万里茶道最终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清代万里茶道在连接欧亚大陆人文交流、推动中俄蒙经济发展和促进城镇兴起的历史,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恰克图贸易的制度框架、交易方式及启示

有清一代,恰克图市场在中俄贸易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恰克图贸易在长时期内保持繁盛,与中俄条约框架、市场规约及交易媒介息息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为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行为规范。文章通过探析中俄恰克图贸易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从政府参与程度、行会作用、惩罚机制和信息搜集比较双方在市场管理制度上的差异性,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思想的构建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并基于此提出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发挥市场驱动力及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

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

康熙、雍正时期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基本确定了中国东部与北部的边界,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双方在条约中所遵循和追求的平等互谅、搁置争议、依自然走势、互信管理、人口属地归附、内容的综合性等划界原则一方面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沙俄侵吞中国更多领土埋下了伏笔。对条约内容及原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俄交往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俄罗斯逃人与18世纪后期的清朝边疆

本文通过一系列满文档案和俄国东正教团的资料,考察了1764-1780年间被清朝的卡伦守卫从新疆、蒙古和黑龙江等边疆缉获的俄罗斯逃人的经历:他们跨境到中国后,先被押解到北京,随后流放到福建和广东;最后,有些人成为福州或广州驻防八旗的披甲,有些人沦为当地八旗兵丁的奴隶。这一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中鲜为人知的侧面,不仅能展现自《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有关"逃人遣返"条款的执行情况,还将揭示18世纪后期清朝边疆统治的特点。

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

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通过外交、经贸等各方面与俄国的联系,积累了大量关于俄国的知识。18世纪前期,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开始形成。到18世纪中期,乾隆朝一系列官方典籍的编纂表明,清朝基本形成了基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此后的100年,清朝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一直在完善,其集大成者便是代表清朝"俄国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朔方备乘》。但是,从乾隆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官方主导的关于俄国知识的核心,逐渐固化成为对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认知。清朝官员和士人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整理关于恰克图的知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关于俄国本身的更丰富的知识。最终,面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俄关系新形势,乾嘉道咸时期精细化的"俄国学"落伍于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