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当代俄罗斯强权总统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当代俄罗斯的总统制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制度选择。在实践层面,强权总统制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基础,对当下的复兴与崛起发挥着有效的作用。但从民主宪政的长远发展来看,总统权力的扩张又存在深刻的危机,即特殊历史时期确立起来的以个人魅力为主导的强权总统制只是权宜之计,如何向法律型治理模式过渡是其现代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普京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俄罗斯国内种种倾向于让其留任或执掌权柄的说法,更是强权总统制合法性危机的直接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合法性危机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一系列合法性危机,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日本侵略中国;经济上南京政府抽取大于供给,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意识形态上,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信仰体系。

地方政府促进科技中介市场发展的法律框架

针对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促进科技中介市场发展,进而有效地安置大学生就业这一问题,从法学视角出发,结合对科技中介市场情况的调研,客观分析一些地方政府在启动科技中介市场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在总结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和扶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地方政府促进科技中介市场发展的法律框架作出初步设计。

完善我国危机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例

文章认为危机管理作为一个非常态管理,政府精力往往集中于其突发性和紧迫性,为了能有效管理,各部门总是采取非常手段,甚至采用非法的措施。因此,通过法律的控制是制约政府滥用紧急状态的行政权的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治政府建设

为探究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绩效提升的有效路径,结合理论阐述和实证资料佐证,对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联性进行剖析。分析认为:由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治政府建设缺失,目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三大管理危机,这不仅影响了政府法治化水平的整体推进,更制约了公共危机管理绩效的持续提升;只有从制度、体制、机制3个方面不断加强危机管理中法治政府建设,才能最终化解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管理危机。

中欧债务危机法律治理之比较

表面上看,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债危机是货币政策失控和财政政策失效的产物,两者都存在整体平衡掩盖了局部危机的特征,在法律治理上均存在刚性约束不足的问题。但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关系的非制度化,才是中欧爆发债务危机的共同根源。只有通过高级法确立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财政关系,才能根本上实现对债务危机的有效法律治理。

政府信用法制建设:动因分析及路径探讨

政府信用面临危机已成为社会共识,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致使政府运行陷入困境。政府信用亟待法制上的硬性手段予以集中规范和调整,鉴于政府信用道德自律的局限性以及信用危机的日趋严重性,同时,为契合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议通过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建设、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重视政府信用的思想理论培育和研究等途径建设我国政府信用。为政府信用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从而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开辟道路。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高校负债危机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获得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而这种快速发展为高校带来了资金短缺的"瓶颈"问题,在国家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仅够维持高校目前自身运营的条件下,银校合作便成为了解决高校资金短缺问题的主要方式。但近几年来,随着高校还贷高峰的来临,高校巨额负债带来的偿债风险已初露端倪,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正常运营,给高校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文章拟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高校负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化解负债危机的路径在于:完善高校激励约束机制,抑制高校过度负债;建立现代高校产权制度,构建多元产权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健全高校产业配套制度,降低高校负债风险。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大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取得了一定实效,与此同时也暴露出需要改进的问题。通过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所暴露的问题归纳分析,从转变观念、完善制度建设和实际应用的层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外汇管理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时期,金融体制开始建立和完善,为此后中国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外汇管理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汇管理经历了金贵银贱风潮和白银危机。这两次冲击,使国民政府开始被动地改变外汇管理的措施,也促进了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两次冲击中的舆论、市场反应、政府应对措施及其互动关系,反映出这一时期外汇管理变迁的内在理路。

政府救市行为的反思及法律控制

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基本上已顺利渡过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对政府救市行为应当予以肯定,但利益集团、政府的代理人角色、信息不完全以及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属性及其决策和执行能力等因素必然会影响政府救市的实际效果,因而,从长远计,必须对政府的救市行为进行法律控制。政府以合同、赠予等方式推行的救市措施并非民事行为,因此不能以私法方式控制。程序应当是控制政府救市行为的基本形式。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运动:宪法危机下的法律博弈

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国会在传统三权分立宪法体制中的轴心地位遭遇到了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行政权的强力挑战。政府信息公开运动是国会应对此次宪法危机的自救策略。这是20世纪美国政府信息公开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1966年《信息自由法》颁布后,美国上层社会围绕政府信息公开运动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激烈的法律博弈。其中,国会发挥了正面的持续推进作用。由于人事制度的特殊原因,1973年"环保局诉明克案"以来,最高法院总体上持保守主义立场。在行政机关内部,情报机关坚决抵制政府信息公开运动,总统代表的联邦政府则呈现出表里不一的"两面性"特点。

论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法制化

应对公共危机是一个复杂的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工程,不但需要政府机构的积极处理,也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的大力支持。社会公众在应对公共危机中能够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公众参与具有重要的功能。因此在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应该转变观念,走法制化之道,构建公众参与法律制度,让公众在危机预警、爆发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发挥应有的作用。

北京市突发事件应对法律规制的再探索

首都北京担负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职责,立足风险社会和转型危机治理的大背景开展地方法律规制的研究和探索,具有现实合理性。本文从统一的科层组织机制和多元的社会自组织治理机制有机结合、互补增益的复杂性治理视角出发,对于符合首都城市特点和危机治理需要的二次立法或修法内容,侧重从执政党引领、人文价值、体制机制、风险减缓、风险沟通、行为体增能等重要维度,进行制度规范的再创新和再设计,意在构建立体化、网络化和全息化的首都城市安全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