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与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纪念施履吉院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施履吉是我国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17年10月出生于江苏仪征,1940年获浙江大学园艺系学士学位,1944年获浙江大学理科研究院硕士学位,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哲学博士学位。施先生既长于理论思维,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天才科学家"[1]。他非常爱国,可费尽周折于1955年回到国内后,却水土不服,没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的经历是值得深思的。1964年5月,施履吉先生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员和负责人。该机构采取集中模式,与上海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分散模式迥然不同。这是张劲夫等行政领导和施履吉等科学家为提升北京地区的生物学研究水平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可惜的是,在"文革"的冲击下,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很快即遭到撤销。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说,它未能充分发挥功能,没有达到设计时确定的目标。这方面有经验尤其是教训值得总结,供后来的类似工作借鉴。今年正值施履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文化评论》编辑部、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所史研究组特邀请到了施先生的旧识、原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于2017年7月3日在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施履吉和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座谈会。会议谈论了施先生的个性、才能、经历,他在发展我国生物学实验技术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大家还共同回忆了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发展历程、该中心主要工作人员后来的情况,并重点讨论了激励技术人员的方法。本文为根据此次座谈会的会议记录整理而成。

康熙四十六年修律进呈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国家图书馆所藏一部《大清律集解附例》抄本可确认为康熙四十六年修律进呈本。该本的发现为研究清代康熙、雍正两朝修律活动提供了新的材料。梳理进呈本条文并与顺治律对比,可知康熙修律深入、系统,为雍正律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将之与雍正律对比,可发现除新增条例外,雍正律对进呈本原定内容亦有不少修改和发展。进呈本与雍正律一脉相承而各有特色,二者共同反映了清律从承袭明律到因时制宜的演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