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王阳明《春秋》学管窥

尽管王阳明很少论及《春秋》,但根据少量的文献,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对《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春秋》学也打上了浓厚的心学色彩,从而视《春秋》为"正人心"之书;其次,在对《春秋》性质之认识上,阳明一方面视《春秋》为"史",但又不否认其之为"经",进而主张"五经亦史",从而表现出一种亦经亦史的《春秋》观;再次,王阳明在其《论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义理与考据两方面专门针对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说提出批评,这是王阳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学论文,弥足珍贵。虽然从整个《春秋》学史上看,阳明所代表的《春秋》观,作为宋明《春秋》学之绪余,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论是阳明整体学术而论,还是就《春秋》学史而论,述阳明之《春秋》学,多少有拾遗补阙的意义。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春秋笔法 暗含不满——论《我的母亲》中胡适为何不用“教育”一词

深入解读胡适自传体散文《我的母亲》文本,可以发现其童年存在游戏生活缺失、发展机会错失、内心生活扭曲等三方面的缺憾,深受美国哲学家杜威教育理念影响的胡适对于自己的童年心存遗憾,甚至不满。但"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胡适在散文中并未直接表达此种情绪,而是采用"春秋笔法"的叙述技巧,有意通篇不使用"教育"一词,代之以"训练"、"管束"和"教训"等词,含蓄曲折之中更多体现其对母亲当年艰辛和不易的理解。

吕不韦和“文学”的商业化运作

吕不韦既是一位商业奇才,也是一位文化功臣。他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体系分明、条理清晰的哲学与文学著作,而且也是“文学”商业化运作的成功典范。他将其书布于咸阳市门悬赏千金请人增删的创举,虽然主要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却让该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给我们后人以深刻的启示,我们既要学习他敢于炒作的勇气,让“文学”与商业合璧;同时也要讲究炒作的原则和方法,维持起码的道德底线。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

嘉祐二年省试,苏轼因赋试不中格,被考官落下,省试时参加说书举考试的成绩就成了他的唯一希望。景祐制书规定:进士、诸科举人通三经以上,亦即试通经义前提下,若省试或殿试被黜,都有一次陈牒再试经义的机会,合格者则进入殿试或授官。作为嘉祐二年的说书举人,苏轼省试被落之后,利用说书举通三经、过落外再试之制,别试《春秋》义十道,遂取得殿试资格。苏轼殿试仅列第五甲,但说书《春秋》第一使他获升甲待遇,升入第四甲乙科,跳过守选,释褐授福昌县主簿。总之,苏轼的科考并不顺利,成绩也不理想,决定其命运的考试决非诗赋或策论,而是省试期间先后两次考通说书经义的经历,尤其后一次考试直接决定了他的殿试资格与授官。

论《吕氏春秋》的本原之道

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老子首次把道由有限升华为无限,使之具有了宇宙本原的意义。《吕氏春秋》以精气言道,精气无形无象,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又是流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精微之气。精气除具备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流动不居、感应相通的特点。精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是其产生天地万物的基本动力;精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本原,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欲望,并以自身的德行影响万物。总之,精气既具有道家之道精微玄妙、化生万物的特征,又具有儒家之道的德行,能够主宰天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