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樊庶编东坡《海外集》版本考与价值论

明清海南本土对苏轼海外诗文选本的整理尤为重视,先后形成了《居儋录》《海外集》两个版本体系。清代临高县令樊庶自发编纂的《宋苏文忠公海外集》(康熙四十三年,1704)上承“居儋”,下启“海外”,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评批本《海外集》。其价值有二:一是樊庶本《海外集》在戴熺本《海外集》(万历四十七年,1619)域内失传的背景下,作为后世《海外集》的实际母本,在东坡海外诗文选本的编纂史上厥功至伟;二是樊庶本《海外集》对海南风物的注释、对东坡诗文(特别是和陶诗)的评点别出心裁,在清初诸多注苏、评苏选本中独树一帜。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读睡虎地书信木牍札记三则

本文是有关睡虎地书信木牍字词释读的三则短札。第一则认为“寄气(乞)就书”应理解为“寄给就的书信”,“寄乞”与“寄遗”“乞匃”相类。第二则指出“自以布此”是“自以布为襌裙、襦于此”的省略。第三则指出“直佐”与“直符”“直候”“直更”结构相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晏子春秋》“直使”、《战国策》“直送”的语义。

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史记》与《汉书》中的动物隐喻英译分析

隐喻往往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沉淀,其翻译涉及到不同文化、概念和语言框架之间的转换。动物隐喻翻译是翻译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Peter Newmark的隐喻翻译理论为框架,基于Burton Watson、William H.Nienhauser,Jr.的《史记》英译本和Burton Watson、Homer H.Dubs的《汉书》英译本,对其中的动物隐喻英译方法进行分析,以探究中国典籍中动物隐喻英译的方法。研究发现,译者在译文中主要采用了以下策略:再现原文隐喻意象;保留原文隐喻意象,不添加释义;直译部分隐喻意象,改写其他意象或添加释义;把隐喻改为明喻;明喻加解释性翻译;用源语隐喻意象的上义词替换该意象;省略源语隐喻意象,通过改写译出隐喻的文化语义等。

《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本文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对西汉前期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文献,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可知为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对秦亡记载,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史记》《汉书》中的礼俗术语英译的概念重构特征

中国典籍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风貌,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含有丰富的中华思想文化概念术语。其中,礼俗术语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典章制度、仪礼规制、交往准则等。礼俗术语往往具有民族性,其翻译往往会遇到语义重构中的信息不对等问题。本文以《史记》《汉书》中的礼俗术语英译为研究对象,基于沃森和倪豪士的《史记》英译本,以及德效骞和沃森的《汉书》英译本,分析不同译者在英译礼俗术语时使用的翻译策略。研究表明,译者对于礼俗术语的概念均进行了语义重构,体现了不同程度的明晰化英译倾向,如音译加类属意译、描述性对等、文化对等、功能对等、自然化翻译、内涵明晰化、文内注释等,以期达到术语译文与源语术语的概念融通,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而强化译文的可接受性。这对于当前语境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编撰、流传及学术渊源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集解体《诗经》注释之作,此书应经过前后两次编撰,流传版本也有不同系统。《读诗记》的编撰特别强调从传统训诂入手,秉承中原文献之传,纠正学术空疏之弊,从汉唐古训、庆历元祐之学到时贤之言,皆能兼容并蓄,成就为一部相对客观、全面反映宋代《诗经》学研究成绩的文本。

李瀷《诗经疾书》研究

朝鲜儒者李瀷以湛深之实学思想蜚声学坛,在《诗经》学方面亦有突出之成就,相关研究成果结集为《诗经疾书》问世。在研究方法上,李瀷勇于突越前人束缚,大胆怀疑昔贤成说,同时运用实证手段,批讹订谬,创立新见。《诗经疾书》之主要特色为继承《诗经》风教传统,在疏解诗篇时,贯注求贤治国之道,立身处世之方。训诂方面亦时有创获之功。但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经世致用,以致出现附会之失;抽离诗篇产生之历史背景,去历史而释诗,常有苛求前人、立论不稳之弊。对于一些具体诗篇的阐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瑕不掩瑜,《诗经疾书》确为朝鲜时代《诗经》学研究要籍,有必要对其作一番研究探讨。

古代典籍与仁人志士救荒思想研究述评

古代仁人志士的著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救荒思想,《礼记》、《管子》、《救荒活民书》、《荒政辑要》、《康济录》等著述以及朱熹、王安石、林希元、包世臣、林则徐、左宗棠、陈炽、经元善及沈葆桢的著书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救荒思想,其均在当时荒政实践的基础上,对当时的荒政制度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其救荒思想。总之,中国救荒思想起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源于儒释道及仁政思想,救荒思想的根本是民本思想。

司马迁礼思想研究——以《史记·礼书》为研究核心

司马迁的礼思想主要反映在《史记·礼书》及《史记》其他篇章里。《礼书》是否为司马迁所写,历来争议颇多。从先秦汉代文献互引情况及《礼书》思想内容看,司马迁是其作者。司马迁的礼思想包括几方面:礼的起源说,认为礼源于养人之欲、因世情而制定;礼的原则,包括礼必从本,重中庸适宜,兼重情、仪,与时俱变,重等级次序等;礼的功用,包括规范人伦纲常、塑建社会秩序,提高个人修养,对治国强国、巩固政权、一统天下起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对尧、秦、汉高祖、汉武帝这几个时段礼制的特点提出精辟到位的评论。司马迁的礼思想继承孔子、荀子、《礼记》,自成体系,与《礼记》有同有异,在先秦汉代礼学史中应占一个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