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九转丹成: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申新九厂

1878年10月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动力棉纺织厂,有中国棉厂始祖之誉。但该局的创办之路并不平坦,李鸿章将之视为私产,用幕府的方法进行管理,致使它反复处于折腾中,经营很不顺利,最终破产被盛宣怀收购,从一家官督商办企业变为盛氏私营公司。民国时期它几经转手,成为荣家企业之一,更名为申新第九纺织厂,才步入正轨,辉煌一时。从上海机器织布局到申新九厂,近代中国首家棉纺织厂一波三折的历史命运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艰难前行的缩影和见证。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小鸥波馆藏李鸿章未刊信札考证

《小鸥波馆藏李氏昆季尺牍》中有李鸿章致岑毓英的二十一通未刊信札。这批信札未见于《李鸿章全集》等文献,补充了李鸿章与岑毓英交往的部分细节。对信札进行整理标点、系年考证和相关史事梳理,不仅能补充李鸿章相关研究资料,还可增进对晚清政治史特别是督抚之间互动的认识。

丁日昌致潘祖荫未刊信札笺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丁日昌致潘祖荫信札5通,作于光绪四年至七年(1878-1881),此前从未公开刊布。这些信札包含了生动的生活细节,对补充并丰富《丁日昌集》的内容,对研究光绪初年围绕琉球问题的对日交涉,了解丁日昌极富前瞻性的洋务思想均有一定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

格兰特在琉球“分岛”方案中之作用考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便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在其对外侵略过程中,琉球因地缘等因素成为其首个目标。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其臣子在危急存亡之秋,不得不寻求中国清政府的帮助以抵抗日本侵略。清政府处理此事的主要方针便是在外交上积极地寻求各列强的帮助,在李鸿章等人的请求下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成为了琉球纠纷的调解人。中日双方历经数年不断地谈判,最终日本拿出了一份所谓的“分岛条约”,但是对于这份方案到底源于清政府、日本内阁还是格兰特,以及格兰特是否直接插手于“分岛条约”之中,学界对此还尚存争议。格兰特提出“互让”之精神不假,但实际的条约拟定以及最终实施方案的敲定,应是在日本内阁的推动下实现,最终以清政府拒绝签约且琉球被日本全部侵占而结束。因此,格兰特在琉球纷争中的作用便是给予中日双方谈判与缓和的余地,并且根据西方先前的类似案例,给出了一个相互折衷的谈判思路——“格兰特精神”,其并未直接介入到“分岛条约”的制定工作当中。这样看格兰特在此事件当中的作用或更为客观与清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孤本《津督院往来电》考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津督院往来电》是一份未经学界利用的甲午战争孤本史料。书中收录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278通,内容涵盖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通过比对本书与《李鸿章全集》重合的部分,能够还原李鸿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可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思想动态。

路地纠葛:光绪前中期的筑路争议与洋务派的因应

光绪前中期,清廷内部围绕修筑铁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路地关系作为1880-1881年、1888-1889年两次争论中的重要议题,是时人论证是否兴办铁路的重要依据。保守派以铁路占地必定对地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为由反对修筑铁路,洋务派则从路线选择、占地类型、占地面积、防弊举措等方面反复辩驳,指出铁路占地不会造成地方社会动荡。为减缓推广铁路的阻力,洋务派在试办铁路的实际购地过程中也尽量减少铁路占地的消极影响。洋务派与保守派在路地关系上的认知差异以及洋务派疲于应付保守派驳难的状况,折射出近代中国铁路移植初期的内部困境。

沈葆桢督江时期的南北洋关系(1875-1879)

沈葆桢总督两江期间,是湘系督抚把持江督和南洋大臣的间隔时期,亦是南北洋关系变动的关键时期。其间,南洋无论在筹建近代水师,还是在协饷北洋淮军、整顿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局务上,均能与北洋和衷共济,支持北洋,即使偶有分歧,仍合作居多。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沈葆桢虽表示将持平相待,但实则偏向北洋。但在吴淞铁路案的交涉上,沈葆桢主张强硬,李鸿章则主张周旋,沈、李的外交态度,凸显南北洋关系的分歧。沈葆桢督江期间,北洋洋务、海防逐渐后来居上,对晚清内外权力格局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

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建筑特色与楹联探析

保定古城区西南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军昭忠祠暨公所,于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系总首领李鸿章首倡修建。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特色是昭忠祠部分为徽派建筑,公所部分为北方建筑,二者有机结合。昭忠祠暨公所全部楹联均出自晚清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手笔。仔细观赏这一淮军历史遗迹,会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中国古代优秀建筑艺术及文化内涵。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在与列强打交道过程中 ,觉察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及潜在的威胁 ,构思出以防日为主的水陆防御体系的海防思想 ,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海防建设。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李鸿章却执行了与自己海防思想和海防建设相悖的保守战略 ,放弃制海权使中国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从而导致战争彻底失败。

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当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时,坐镇南方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中外几种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因不满清廷的政策而各自萌发了"独立"、"自治"想法,但他们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全力经营"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它实质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政治危机。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形成的重要思想诱因。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两次海防大筹议过程探讨

在近代国防领域,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强力的"海防论"者。本文试图通过剖析甲午战前二十年间,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海上侵略威胁,李鸿章在两次海防大筹议中,运用集团力量进行谋划和运作,积极建设近代海防、海军的种种努力,以为今天的观照和借鉴。

曾国藩、李鸿章与近代留学

为了中国的自强事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都曾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不仅使留美幼童如期遣出,而且还在尔后派遣学生留欧。曾李二人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关系问题新论——兼与王如绘先生商榷

1876年1月至2月间,清政府先后通过第一次转咨、册封敕使志和一行以及李鸿章复李裕元函等三个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传达了清政府并不反对朝鲜与日本国签订《江华条约》以建立外交通商关系的立场,实际上成为影响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开国外交方针的唯一国际因素。王如绘先生关于该条约与清政府劝告"无关"的主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

由“天地境界”到“功利境界”——从曾、李之别看近代中国的士风转移与文学之变

晚清时期诗、文、小说三界都爆发了革命,古典文学所崇尚的圆熟简练、静穆悠远等文风迅速为一种激越亢奋、铺张扬厉的文风所取代。这是时代冲击下人的心性结构改变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在清末影响巨大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可作为考察这种变化的原点。曾可作为传统主静和希圣希贤文化的末代绝响,而李则代表着一种与道德脱离的功利主义政治文化的先兆,曾、李之别从深层而言,代表的是价值观念的位移和人生境界的改变。士人知识阶层心态的转变、体验结构的变化,与近代文学、文化的转型有直接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的荡口镇

荡口镇是一个繁华的大市镇,华氏是其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族。在太平天国那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华翼纶组织团练,众至数万人,与太平军对抗,受到清政府表彰。荡口镇成了太平天国统治区域的独立王国。荡中镇是太平天国时期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典型。

一次命中注定的“失之交臂”——王闿运落选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史实述论

莲池书院是晚清北方学术文化重镇之一,也是桐城派晚清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李鸿章寄信给郭嵩焘,延请汉魏六朝派领袖王闿运出长莲池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王闿运如约北上天津,而此时吴汝纶已接任山长,故王闿运不得不在逗留半年后于八月离津,此尴尬之行后被王闿运自嘲颇具"荒唐"色彩。李之起意与王之应约显然各有其考虑。王闿运离湘北上,实因其与当时湖南官绅学圈之不睦;李鸿章未能践约,实因王闿运非其同类。貌似一场简单的人事纠葛,正是时局与思潮演变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