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律赋非赋”与“唐无赋”之关系阐释

元人陈绎曾提出“律赋非赋”,明人李梦阳提出“唐无赋”,二者都对唐代辞赋创作提出了批评,甚至完全否定了唐赋创作的成就。唐赋受到六朝骈赋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和骈赋成为唐赋的代表,追求句式工整、辞采华美、声律和谐,丧失了赋“铺陈”的本义。元明文人在复古运动的影响下,由律转“古”,赋学审美导向楚辞、汉赋,古赋受到重视而律赋自然受到排斥,导致“律赋非赋”和“唐无赋”观念的产生。

复古与新变:论李梦阳的骚体乐府

李梦阳作为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在明代复古思潮的背景下继承屈骚传统,并将骚体这一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文体应用于乐府诗中,创作出琴操、楚调歌、杂调曲和古调歌四大类共30余首骚体乐府诗。骚体长于抒情,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与李梦阳“真诗”“主情”的理论高度契合。李梦阳在继承屈骚传统和汉乐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创新,其骚体乐府不仅内容充实、情感真挚,而且艺术上别出心裁,独具特色。这类诗歌既是明代复古运动下的产物,同时又抒发了强烈的真情实感,弥合了复古与抒情之间的矛盾。

李梦阳时事诗研究

李梦阳诗歌内容注重对时事的描写,在《空同集》收录的两千多首诗歌中,反映政治时事的诗占据了约五分之一。其时事诗以批判宦官污吏、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李梦阳的时事诗创作具有直陈史实、气势壮阔、善用比兴的艺术特征。他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开辟了明代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对明代及以后诗歌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梦阳与歙县商人交往的文学史意义

以李梦阳与歙县商人的交往为研究对象,考察李梦阳与歙县商人交往的文学史意义:李梦阳与南方士人的交往及别集在南方地区刻印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促进了李梦阳文学新思想的提出、促成其诗歌的日常化和对墓志铭书写的突破;歙县商人诗作则受李梦阳影响师法唐代,与李梦阳的交往促使他们之间互相认识、诗酒酬唱。

明中叶诗坛上的朝与野、刚与柔——李梦阳与文徵明诗风之比较

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和“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二人出生年月相近,也同样才华横溢,却由于人生轨迹的不同,在诗歌风格与文坛地位上出现了较大的反差。李梦阳出生在北地庆阳,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参与朝政事务,引领了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文徵明出生在江南苏州,九次科考无果,追求闲适市隐,在诗文书画方面成就突出。李梦阳众体兼长,诗歌雄浑刚健,代表的是一种阳刚之美;文徵明偏好律诗,诗歌典雅飘逸,展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二人诗歌风格有较大的不同,其中个性特点、成长环境、学习传承对二人的诗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模拟与被模拟:李白七言歌行及其对李梦阳的影响

李白接受与模拟汉魏六朝古诗而创作的大量七言歌行,是唐诗成就达到最顶峰的标志之一,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也创作出了许多七言歌行,一般认为在题材与风格上他是受了杜甫的影响,其实,从题材、语言、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考察,他更多地是接受与取法了李白的创作风格与特点。

从“真诗”到“真我”: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修正与完善

李梦阳倡导复古运动,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典籍的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对"当下"文学观、价值观的否定,引导文学走出"当下",回归"历史",获得另一价值和追求。当然,他复古所追求的并不完全是文学效应,更多的则是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即通过复"古文",掌控文学话语权,以达到复"古道"、转变社会风尚的目的。文学之于李梦阳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功能,其早年倡导复古,崇尚气节,排斥佛教,追求的是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实用功能,晚年提倡"真诗在民间",注重的则是文学的艺术功能。李梦阳晚年对"复古"认识的转变尤其是关于"真诗"说的提出,为王世贞的"真我"说奠定了基础。从"真诗"到"真我"表现出七子派对复古运动的不断修正与完善。

论“血气义气”与“文章气节”——以李梦阳为中心

李梦阳以文章、气节著称,思想贵真尚质,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由"道"滑向"道理"的转向,起到了引导学术思想变迁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造就了其奋激敢言的斗争精神。李梦阳行为中充满了血气与义气成分,引发了士人的一场大讨论,指出其"求是""求胜"之心,"英气害事"之实,进而提出了讲求实学的主张。以李梦阳为中心的复古派打破了道德、政事一体的台阁学术体系,以文章、气节为中心建构了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体系,成为李梦阳获得广泛赞誉的根本原因。

李梦阳江西任官及其两次下狱的真相——兼考其与宁王朱宸濠之关系

刘瑾被诛后,李梦阳于明武宗正德六年至九年出任江西按察使提学副使。在江西期间,他积极创立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但却在正德八年因身陷官司而被下广信狱,后罢官归家闲住。宁王败后,有人以为其与朱宸濠有染,又诬陷构罪二次入狱。其实,李梦阳与宁王实际并无关系,学界对于李梦阳闲住后入狱情况及与宁王之关系每有误解,根据有关文献可证之。

《空同集》明刊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差异

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空同集》66卷,是明代著名作家李梦阳的别集,其所依据的底本是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邓云霄、潘之恒校刻本,此本甚佳,但因"违碍"原因,馆臣对其中文字如"胡""虏""夷""狄"等字句有所改篡。通过校勘考查,发现《四库全书》本中有改字、改句、删字句、增诗句4种情况,且改动之处较多。不过,该本中也有保留而不改的情形。不仅如此,四库馆臣还利用明刊善本对底本进行了认真校勘。因此在利用《四库全书》时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所改文字,还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四库全书》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李梦阳诗歌与西北地域文化

明代中期,北方诗坛主要是"台阁体",江南诗人又表现出另外一种创作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国的诗坛。在此背景下,李梦阳能带头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除了他具有的文学才华及胆识外,他出生并早年生活过的西北边陲的独特地域文化,无疑对他的思想起了重要的熏染和影响作用。诗歌充满西北地域色彩以及北方作品所具有的雄健朴厚风格,使李梦阳成为明中期诗坛的领袖。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三重动因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生,包括了三方面的原因:在权力地位上,不满于李东阳等馆阁文臣的压制,在文风上不满于三杨以来流行的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风格,在思想上不满于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及其对文学的侵蚀。复古运动既包含对当代馆阁文臣的挑战,也包含对开国之初三杨台阁文风的批判,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对明代以来更加强化的宋明理学的反思。它们与心学一道构成了当时"厌常喜新"的社会新思潮。

从“效李白体四十七首”看李梦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白体"主要是指李白那些叙写成仙、饮酒、赠别、爱情之类的诗作,以古体为主,语言手法有较鲜明的特征。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创作有"效李白体四十七首",是他自觉学习李白五古诗的结果。经过对此四十七首仿作及其与李白诗的比较分析,发现李梦阳效法李白诗主要表现在题材与语言方面,既非清人所谓"游戏"之作,也非艺术风格与精神实质上的深度继承。"效李白体四十七首"创作建立在李梦阳对李白的推崇之上,其产生原因与背景则具有文学史意义。

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析了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的形成及意义,在政治方面,李梦阳文学复古思想在当时给予程朱理学以沉重打击,其本质是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艺术方面,其文学复古思想包含了诸多创新内容,他不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还主张文学言情,认为民歌是真诗,写作要有情遇条件;李梦阳的文学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新主义思想。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李梦阳、何景明的反理学思想识解

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说、《缶音序》;何景明的《心迹篇》、《师问》等是许多研究者认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主要依据,然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而异情"是理学的传统命题;《缶音序》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批评宋诗议论化的倾向;何景明的《心迹篇》是儒学"格物致知"和"理一分殊"的自我阐述;《师问》则是对人不对事地抨击不重素质、惟考是的的学校教育,总之,全面考析,上述资料都不能成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依据。

振作士气与畏惮士气——再析李梦阳的广信狱案

李梦阳一生曾五次入狱,在江西广信则是第四次。这次事件后李梦阳被官场完全抛弃,而他也对仕途万念俱灰,走上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人生道路。广信狱的过程纠葛重重,是数次入狱中对李梦阳精神打击最大的一次。江西生员对他行为的支持,成为勘官畏惧和忌恨李梦阳、并不断加罪于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李梦阳和生员在广信狱斗争中的集体失败,也促使了他对官场的完全失望和决绝地离开。

重提旧案评“复古”——李梦阳、何景明复古理论与创作的高下得失

自1958年掀起反对厚古薄今的浪潮,直至"文革"结束,明代的"复古派"被某些人彻底否定,这是学术上的冤案。重提旧案,意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这个名为"复古"而旨在创新的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除在理论上曾有过极端化的谬误、创作上也曾因拟古而误入歧途的案例外,其主流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能直面人生,有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既同情人民疾苦,更敢于揭露昏暴之君和宦官权贵集团的罪行恶德,予以尖锐的批判,而对在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领热情歌颂,名篇佳什不少。总的来说,理论上何景明比李梦阳略胜一筹,但李晚年在理论上的建树也不可忽视,他在创作上尤为丰富多彩;何景明英年早逝,影响其创作取得更高的成就。

“前七子”中李、何之争起始时间辨

明代中期的"前七子"中,李梦阳和何景明之间因为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引发了一场论争。学界对这场论争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经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和研究,我认为这场论争的开始时间可以确定在正德十二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