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生徂徕对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接受——兼谈日本文学复古的走向

在日本江户时代,以荻生徂徕、服部南郭为代表的萱园派深受明朝后七子的影响,力倡文学复古,取法李攀龙和王世贞,但学界较少关注他们对王世贞的接受。实际上,基于共同的复古认知,从荻生徂徕的自著文集和所编选的他人文集中均能看到王世贞的影响。荻生徂徕批判剽窃模拟之风,坚持不囿于秦汉和盛唐的取法对象,追求源于真情的文学创作,使他最终醉心于踵武王世贞,而非李攀龙。其弟子服部南郭为宣扬文学复古而托名李攀龙编纂的《唐诗选》,促进了李攀龙在日本的传播,淡化了王世贞的影响,但此举并非荻生徂徕的本意。因此,对日本文学复古发展轨迹的全面认知,不能忽视王世贞的影响。

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在朝鲜朝文坛的传播与影响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节交流的过程中认识到李攀龙、王世贞在中国文坛的声名及其复古文学思想,并开始购买这二人的著作。其后,在朝鲜朝社会普遍存在的“慕华”思想,与由此衍生出的“同文”“并世”意识,以及朝鲜文坛学习“秦汉古文”风尚的推动下,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理念在朝鲜朝文坛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引起了散文创作风格向“艰涩”“奇僻”的转变,也促成了"秦汉古文"在散文学习范式与散文选集领域经典地位的确立。

李攀龙及其唐诗选本中的李白接受观

李攀龙在诗歌创作中透露出的仿李白痕迹,以及其编定的《诗删》对李白古诗的裁汰和对律诗和绝句的突显,反映了他从格调理论深化的角度来理解盛唐诗歌的方式及其自身的矛盾特征。与对待杜诗的态度相比,李攀龙在面对李诗时所透露的诗学观念,一体现在古诗创作中对李白不自觉的摹仿方式与其古诗辨体理论的矛盾,二体现在对李诗五律和绝句的拔高与否定其七古歌行之间,涉及到的"唐体"标准的矛盾,三体现在确立所选李诗诗典范时,其雅正观念与诗体观念之间的矛盾。李攀龙对"格调"特色相对较弱的李诗的接受态度,鲜明体现出明中期格调论面临变革的实际状态。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先意定格的窘境李攀龙七律对——李颀的“拟议”与“变化”

李攀龙七律的诗意凝滞、意境淡化以及沧桑老成,与其取法李颀而偏重格调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李攀龙七律取法盛唐而片面追求气势、格调的倾向,促使复古派诗人逐渐认识到自身创作的局限性,进而从理论的高度对诗歌创作中意与法的关系、格调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加以反思。尽管李攀龙的七言律诗本身在"拟议"与"变化"之间瑕瑜互见,但其在明代复古派诗人及后世评论家中引发的理论思考与理论阐释无疑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的模拟与创变

李攀龙重视学习盛唐诗,但并非"拟古不化";他不仅接受并学习唐诗传统,更有着反思和改良唐诗传统的尝试。李攀龙的七言古诗即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拟议以成其变化"的诗学主张。从词句、章法层面上,李攀龙对盛唐七言古诗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学习,在词句以及创作技巧上多有借鉴盛唐七言古诗之处。同时,李攀龙的七言古诗风格面貌与盛唐七言古诗不尽相同,他将描写重点由盛唐的自然物象转移到了人物形象上,并且对七言古诗的创作技巧进行改革,使得其七言古诗呈现出"人文化"与"整练"的个人特色。

王世贞与李攀龙的文学交游

作为明代历史上位高名重的文坛大家,王世贞身显名扬,交游广泛,另一“后七子”领袖人物,李攀龙主盟文坛二十余年,他们一起倡导文学复古运动。本文通过分析王李两人的文学交游,可知两人文学复古主张的差异性,李攀龙主张存在尺寸古法,王世贞追求性情之作,强调学古的多样性。二人文学交游过程体现了明代复古文学发展的变迁,其中孕育了复古与反复古的因子,共同推动晚明文学流派的演化进程。

“风尘”与“白雪”:李攀龙诗歌的心态特征

李攀龙诗中最多"风尘"与"白雪"意象。"白雪"寄寓他治世与文学革新理想,他有强烈的革新理想,却选择避宦的文学战斗形式,在明后期士子心态里具有典型意义。李攀龙扛起文学自觉前进与朝政黑暗衰乱的负重心态,又以"风尘"渺小轻忽心象反映,既有自喻之悲,更有喻他之痛,集中在文学艰辛与仕宦泥滓感受。"风尘"与"白雪",是李攀龙心理的悲歌。

白雪楼:“有意味”的文学空间

李攀龙是明代中期的文坛盟主。他辞官乡居期间曾构建鲍山白雪楼与南湖白雪楼,这里既是他与朋友开展雅集、唱和、寄赠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其独处、冥思、书写情怀的私人空间。后人为纪念李攀龙又在趵突泉畔修建泺源白雪楼,因其独有的文化意蕴,成为世人不断瞻仰、吟咏的对象。作为具有“符号性”特征的物理空间,白雪楼被赋予了生命体温与生活情趣,蕴有丰富的文学“意味”,也负载着世事变迁等多重社会文化信息。

李攀龙对明中叶山东诗坛的影响

李攀龙是继边贡之后的又一位山东籍文坛巨匠,作为"后七子"诗社领袖,他对嘉靖后期山东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通过结识志同道合的山东进士,推动了第二次复古运动的诞生;二是积极奖誉揄扬济南同乡,促进了"历下诗派"的兴盛;三是一批私淑瓣香或交往唱和的文人士子宗尚其主张,壮大了复古力量,扩大了复古运动的影响。最终在嘉靖后期诗坛上,一批优秀的山东诗人崭露头角,绽放异彩,也使山东在北方诗坛的地位日益显要。

李攀龙律诗地位辩正及其成就简论

作为明代"后七子"派复古运动的领袖和文坛主盟,李攀龙身后毁誉参半,攻讦不休。其诗歌的突出弊端在于乐府诗的剿袭与剽窃,然而瑕不掩瑜,其七律七绝可谓高华矜贵,直接盛唐,呈现出雄浑峻洁,风神高迈、深远高华,风骨内含、语近情深,沉著意真、拟议变化,出神入化的鲜明特征,也带有格调辞意,不胜重复的弊端。

朝鲜文人崔岦、李廷龟与明复古派李攀龙、王世贞交往传说考论

朝鲜文人崔岦、李廷龟与明复古派领袖李攀龙、王世贞的交往传说,虽然在朝鲜文坛广为流传,但其故事内容并非真实存在的史实,而是后世"好事者"虚构的产物。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朝鲜文坛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掀起的复古文学运动,以及17世纪后期兴起的对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的批判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崔李"与"李王"的交往虽为虚构,但背后所呈现出的朝鲜文坛对李攀龙、王世贞复古文风由推崇至批评的演进历史,以及朝鲜文坛复古运动的兴起受到李攀龙、王世贞影响的情况,却是真实的。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伪托文化底下题李攀龙编《唐诗选》的文本生成与诗学意义——以《唐诗选玉》及《唐诗训解》为考察对象

题李攀龙编《唐诗选》是明代最为流行的唐诗选本,据今人整理现存晚明清初出版的版本约30多种。晚明时期有不少来自书贾坊肆伪托改刻的《唐诗选》版本被推出市场。本研究主要分两篇文章论述：本篇先指出,晚明坊刻的伪托唐诗选本,与通俗小说戏曲一样,有相近的编整方式,故此我们将以文本分析的角度考察,以图能突显其编纂特色和诗学意义。以此,笔者先以题钱谦益评笺《唐诗选玉》为对象,探讨其＂张冠李戴＂和＂增文释义＂的伪托特色,以见社会文化介入文学文本的方式或诠释力量;又将考察题袁宏道校《唐诗训解》,以见其＂偷梁换柱＂和＂文本重构＂这两种文本操作和特点。结合而观,则应能具体地展现晚明诗学与社会文化发展中一种独特的面貌。

李攀龙的文坛盟主意识与嘉万时期的文风演化考论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盟主意识,主要体现于吸引聚集追随者、树立个人权威、组建文学社团、重申并传播“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等层面。李攀龙盟主意识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作为内在动力,亦有时代因素提供外部机遇。这既是其盟主意识的重要表征,也是促使嘉靖至万历年间文风与诗风,由多元并存向古文宗先秦两汉,诗歌法汉魏、盛唐演化的重要因素。

反本溯源 拟议成变——论李攀龙的七律

李攀龙的七律崇尚盛唐正格。在七律选学上,他以《古今诗删》《唐诗选》为代表,选录了初唐大量的应制诗,同时以盛唐七律为正宗,排斥中晚唐,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七律源变的深刻考察。李攀龙贬斥杜甫七律的变格,同样源于他对七律正格的呼唤。在这种七律正体观的影响下,李攀龙从体裁、章法、诗风等方面,努力在实际创作中尝试创新性的回归。体裁上,重新建构七律与歌行之间的同源关系,使七律由"诗歌"向"歌诗"的传统转变。章法上,以往复顿挫之法来避免七律的平板单调。诗风上,崇尚盛唐时期以王维、李颀为代表的温和典雅之风,为达到这种典雅之风,在用典上不着痕迹,十分考究。在情景关系的处理上,突破情景融合的传统模式,或全以景物的意象化,或全以情感的意象化,形成完全意象化的表达。

论李攀龙文学创作的地域特性与乡邦情节

李攀龙在齐鲁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其认识、观念在齐鲁文化的孵化下变成牢不可破的思想信念,并使他的诗歌带有明显地域性。这些诗篇大都与其生活的乡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取材于山东,或来自同乡学人的诗文唱和。李攀龙对齐鲁文人影响是深远的。在李攀龙的推动下,乡邦文学的创作潜力被充分发掘。"济南诗派"得以光大,一度左右文坛风气,引领文坛好尚。

题李攀龙编《唐诗选》五言古诗的编选特色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的诗歌选本风行天下,争议亦极大。但事实上,不少批评意见很大可能来自不同的观照——《古今诗删》选唐部分和《唐诗选》——这两部题署李攀龙编选的唐诗选本。本文尝试透过《古今诗删》和《唐诗选》对唐人五言古诗的选取,分辨出二选所反映出的互异的审美理想。由是学界公认为伪书的《唐诗选》,在明清之际已因"李攀龙"之名、《选唐诗序》之文,而独自建构出有别于《古今诗删》的"唐诗正典"。明清不少李攀龙选诗的相关讨论实际是以《唐诗选》为根本,在晚明清初的诗学讨论与选本接受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