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舍藏:朱子哲学中命限的消解

朱熹通过理气结构延续和完成了宋代道学诸儒对“命”概念的改造,将经典传统中“命”概念的“命限”与“使命”二义内在地整合,并将“命”概念的核心确立为“使命”,以“使命”收束“命限”,削弱“命”概念之中不测而阻碍人道德实践的面向。他将“命限”义落实在气层面,将“命”的本质归为“使命”义并落实在理层面,将气层面上的命限解释为天理(同时亦是天命,用“命”的“使命”义)展开所带来的限制。从而,朱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展现性理的圣人而言“不消得言命”,即没有命的限制可言。对朱熹来说,即使从历史情形来看,圣人有所不能为,这也并非命限带来的无可奈何。这是基于朱熹对命限的特殊解释。命限被解释为理本身展开为气的过程中落入具体之“时”,从而不得不有的自然限制。而圣人之心的展开与天理的展开同一,圣人不是被命所限制而未能实现自身事业,而只是展现出天理在具体时遇之中最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所包含的一切限定都只是天理在具体时空之中的自然限制。朱熹坚持在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圣人身上,应然之理终能充分、自如地展现,作为道德应然的天理亦是自洽的。

朱熹“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说辨析

朱熹在答黄商伯书中提出了"理同气异"与"气近理异"的重要观点。"理同气异"中"理同"是从本然处而言,人物皆同出一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纷繁万相的善恶表现皆因"气异"而为。"气近理异"说中的"气近"是从实然处而言,万物皆由气所生。人物之气禀形质的不同,使本然的天理之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而没有得到完全的显现,从而使天理外在地表现出"不同的理",这些不同的理并非天理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天理的全体,只不过是没有显现完全的天理。此种人性论观点的提出,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从本然和实然两个层面提供了更为完备的论证。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提出的 ,至 4 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 ;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朱子论生死与鬼神

朱熹作为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佛道生死观、宇宙论和民间鬼神迷信的冲击与挑战,提出了一套以理气为核心范畴的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鬼神、生死等关乎生命的本质与形态的问题给出了具有形上学依据的知识化、理性化解答。他基于理学的立场,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基本诠释框架,直面鬼神、生死问题,较为系统地解释了鬼神的性质、表现形态与生死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这一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特质的生死与鬼神观,可说是传统儒家生命哲学思想的典范。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长篇小说《金城关》方言运用的艺术技巧

运用文本分析法对长篇小说《金城关》的语言风格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其语言风格突出表现为运用方言,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多处单独使用方言,但是运用精确、形象、有内涵,充分发挥出方言独有的表达功能;方言和歇后语的完美结合,使得方言的独有性和歇后语的幽默风趣效果得到充分发挥;将方言与绝妙的比喻合用,产生了珠联璧合的艺术效果。

朱子“理先气后”的发生学解读

"理先气后"是朱子理气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层规定,可以说是其理气关系的核心。但对朱子而言,这种"先后"关系既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次序,而首先是人生的理想根据与宇宙的价值基础,因而也只有从主体价值认同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真正内涵,事物的存在层级与人的认知进程不过是其价值认同的表现而已。在此基础上,天理"净洁空阔"的规定与禅宗之"昭昭灵灵"境界的对扬,则体现着"理先气后"的初步形成;而道德理想与历史视角以及"三代与汉唐"的"天理人欲之辨",则标志着其"理先气后"的最后定型。所以,理气关系不仅代表着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指向,而且其"先后"规定也代表了朱子一生探索的最高结论。

朱子四书的理学建构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色在于建构一套理学系统。关于《大学》注疏,朱子加入《格致补传》,对"格物"一词亦有其别出心裁的解释,这两项工作的建立遂即成为朱子判读、诠解四书的重要纲领,连带着,包括《论语》《孟子》《中庸》等也都成了格物穷理之学。可以说,朱子对《大学》一书的诠释与建构,已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注疏的诠释铺了轨路,朱子之理学建构在此已大致成形。此乃朱子以理气论、体用论、格物穷理等理学概念用以诠释《四书》,与先秦的原意已有不同的风貌。

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意蕴

朱熹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在其宏大精密的哲学理论基础上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使之充满着思辨的哲学意蕴。以探讨理气关系出发,提出教育要使人"明人伦",教人做仁人圣贤。以人性二重论为基点,提出教育不仅要存养和扩充人性中本源的善性,同时还要变化气质。通过对格物致知论的阐发,提出人要穷索事物之理以通晓事物之理,同时又要勤于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以提高实践能力和人格涵养。

林罗山对“朱子学”理论的批判性发挥

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在反对朱熹"理气论"的同时,一方面汲取朱熹的"排佛反释"思想来打击当世之佛教势力,另一方面又借用朱熹的"理"论来构建日本近世新神道"理当心地神道"。分析林罗山的这一思想过程与学术取向,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朱子学派"学术性格的把握,而且林家朱子学以"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来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学术界理解和认识日本吸收与消化异域文化的理论装置和思维模式,亦颇具启迪意义。

略论李锡祺的古籍收藏与整理

李锡祺,贵州遵义人,一生酷爱书籍,凡访得好的古籍版本,便多方寻购,同时还对所获古籍,细心整理,精心校勘。现有部分古籍见藏于遵义市图书馆,成为该馆古籍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所藏古籍的质量、数量和整理、校勘工作,李锡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藏书家。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理气统体:朱熹生命哲学的本体建构

理气关系是朱熹哲学的基本问题,朱熹对生命问题的哲学解读亦建立在理气关系基础之上。朱子以理为生物之本,以气为生物之具,然二者皆有统体之义,皆可谓万物之“本体”,理气的一体性构成统体生命的根本,二者一体共在影响着生命的创造、本质和价值问题。朱熹的“理”具有本体论的特征,但不宜将之归结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本体”,它实质是动态的生生之理。理是在抽象意义上讲生命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和法则,而气则在事实上决定着生命的产生并构成生命的现实制约因素,气同样对生命具有统体意义。理必以气为载体和存在之基。以理气为统体而言说生命的本原、价值等问题,这是朱熹生命哲学的基本理路和思想特色。

“綦谿离跂”含义考

《荀子》“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中“綦谿利跂”一词晦涩难解。“綦谿利跂”通作“极蹊离跂”,字面解释应为“抬脚走极端的道”。其语境义则为“汲汲于极端地特立独行”。该词暗含着荀子对陈仲、史鰌二人不走正道,以奇行博高名之举的批评。

清初理学的世俗化倾向

清代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这些差异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世俗化、实用化倾向。

从经典选择到不同思路之辩——简论朱子理气观的形成

理气关系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论题。但朱子理气观的形成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也几乎伴随了朱子的一生。大体说来,这一过程是从受教于李延平起始的,而以对《中庸》与《大学》之不同经典的选择展开的;至于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则表明朱子宇宙论视野的初步形成;到了与张栻的"仁说"之辩,则既标志着其思想谱系的奠基,同时也代表着其理气双重视角的定型。

对朱子理气“一元”“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论陈淳与朱熹理气论的异同

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细读,对陈淳和朱熹两位大家的理气理论进行一番常识性的对比研究,找出其异同,从而使读者更为全面的理解陈淳的哲学思想做积极的尝试。

朱熹理气学说新论——对“逻辑在先说”的批判

朱熹的理气学说是中世纪思维的产物,融信仰、情感、形上的臆测推断、逻辑思维、感性思维为一体。而"逻辑在先说"是用现代思维方式对朱熹理气关系的疏解,在"理顺"了理气关系的同时,回避和掩盖了其中不符合现代思维的内容。在朱熹的学说中,理生气、气散灭才是整个理气关系的理论基石,并通过理气学说统摄其鬼神观和祭祀观。由于理生气灭说蕴含了理对气实然的先在和主宰义,与逻辑在先说严重相违和相左,因此被各种逻辑在先的观点所回避和忽视。这导致逻辑在先视域下的理气观、鬼神观和祭祀观往往失准和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