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写作年代考

白居易《李[曾羽]虞部郎中制》目前有元和二年至六年翰林制诰和长庆元年中书制诰两种观点。制文收入白集翰林制诰中,中书制诰说显然难以成立。依据新出土《李[曾羽]夫人韦氏墓志》《李[曾羽]玄堂记》等七方石刻文献,印证传世史料,可知李[曾羽]元和八年春由金州刺史入为虞部郎中,制文内容基本属实,制文即作于此时。此制并非存疑之作,而当为白居易出翰林院后的拟制。

唐李他仁墓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大唐右领军赠右骁卫大将军李他仁墓志》1989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东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铁山先生曾作过录文并考释,但墓志拓片至今未见公布,录文涉及问题仍不少,学界对该墓志亦未见新的考释。本稿利用近年发现的唐人墓志以及现存文献资料,并在孙氏录文及研究基础上,指出史料中"栅州"与"栅城"的关系和区别;认为李他仁并非所谓的靺鞨人,而是出身于世代为官的高句丽官僚家庭,他是在唐朝与新罗大兵压境的乾封年间投诚唐朝的;同时,对墓志记载、墓主最终官职、死亡时间以及对墓主后代记载存在问题,也做了深入论考。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

从《李笠翁曲话》英译看汉语典籍英译

本文以《李笠翁曲话》主要章节的标题英译为例。借鉴中外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归纳、阐释了汉语典籍英译的基本步骤，以期在这一领域探索出具有指导性的基本规律。以便在此类翻译实践中具有更大的自觉性与目的性。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

洛阳新出一方李彀撰的《李毂墓志》。李毂生平事迹为史书所不载,志文所载李毂的世系情况可纠正《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世系之误,可补两《唐书·李憕传》李憕子嗣情况。其中,李毂所作的《粃句》一书可补唐代著述,志文言及的李氏兄弟俱业文一事展现了唐代文学的家族传统。

论李后主词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李后主是五代时期的著名词人,其词对后世影响极大,千年词学史对李煜词的认识有一个起伏而又深化的过程。宋人从社会政治角度批评李煜词为亡国之音,但又对其词的艺术成就极为倾心。明代及清初则奉李煜词为本色正宗,给予很高的评价。常州词派虽然否定李煜词的正宗地位,却也能从多方面阐发其艺术价值。清末民初李煜词受到新旧词学家的一致推崇,新派词学家对其评价尤高。在词学史上,词学思潮的变化不断影响对李煜词的认识和评价。

宋明理学理欲观与丹溪医学

朱丹溪作为谙熟理学的医家,其医学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理学理欲观与丹溪医学的关系。受“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强调饮食、房事在发病学中的重要意义,强调节食节欲的养生学意义,肯定“养德”与“养生”的统一性。由于丹溪在医学界的宗师地位,扩大了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形成了后期中医学发展的特色。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志考释

西安南郊出土的隋代李裕墓志记录了李氏自李弼至李裕三代的仕宦及家族情况。李裕祖父为李弼,父乃李曜。李弼是北周初年的政权核心之一,李裕生于当时最尊贵的八柱国之家。李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推测,在杨坚革周命,建立杨隋之时,李裕及其家族可能是杨坚的支持者,甚至可能是杨坚集团的核心成员。入隋后,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但李裕此后便远离了政治核心,史籍亦不载其子孙有显达者,甚至连其本人都史阙其载。由此推测,李氏家族可能已经不复当日的荣盛。李裕墓志及其家族的兴衰经历说明,即便是出自北周、隋、唐三代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武川军事势力与关陇集团的勋贵家族,想要维持家族之政治特权和高贵门第,也必须牢牢地依附于中央核心政权。这一点与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迥然不同。

战前李烈钧对冯玉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

"九一八"之后,李烈钧曾建议冯玉祥在北方起事倒蒋。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李被邀入京,了解到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以及亲睹长城抗战中中方的失败,认识到抗日的艰难。遂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所理解。从此李烈钧成为调节蒋冯关系的主要中间人。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的主张大体而言是促冯南下与蒋合作,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察哈尔抗战之后,李烈钧几次受蒋介石所托,北上劝说冯玉祥晋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最终在其影响下冯玉祥方能不计前嫌参加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协和各方,以促蒋抗战。

论李渔话本小说的结尾策略

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颇具民族特色的重要文体样式。"篇尾"就是话本小说的结尾或煞尾,是附加的,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功能层面看,李渔的话本小说涵盖了评论型、说明型和叙事型三种煞尾方式,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结尾策略及魅力。那么,对李渔话本小说结尾策略的追寻和解读,当具有窥斑知豹之意义、纠偏补阙之功效,于当下短篇小说煞尾亦将有所裨益。

卢汀是韩愈的外兄吗——《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献疑一则

南宋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断定卢汀是韩愈的外兄。这一说法史书不载,也不见于其他韩集传本。全面考察唐人与卢汀的交游诗,可知文谠对卢汀的描述颇多错漏。卢汀崇尚怪奇,其诗文在唐代已有不传之虞,文谠的断语并无直接的史料来源,可能是因为韩愈诗称卢汀为"吾兄",对卢汀的拜访,韩愈又用了"省"字。然而,韩愈诗文中的"吾兄"大都是对友人的尊称;"省"也可用于省师、省友。故而所谓卢汀为韩愈外兄的说法,不足为据。

李煜词意境特质的审美透视

李煜词的意境具有意象本色壮丽的自然之美,形象活脱传神,风神超逸的感伤之美,情感本真诚挚的纯真之美,理趣深警动人的思辨之美。白描、寄物托情、移情入景、异质同构等表现方法的运用,对形成李煜词意境的审美特质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探索

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从根本上说涉及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农业经济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二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和改善 ;三是农村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全面纳入法制的轨道。

李渔戏曲《比目鱼》中刘藐姑的主导性──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两性关系的一些考察

本文以《比目鱼》为个案，探讨李渔的描写爱情的剧作所呈现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向强势一方转化的新倾向，并通过对其女主人公的自我觉醒意识、她的魅力及其在爱情中的主导性作用的剖析，阐明上述新倾向乃是作品中的市民意识增强的结果。

论李煜词几类常见意象的审美意蕴

"意象"是创作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产物,是客体中寄寓了主体的主观情思的具体形象,是客体经过主体的艺术物化所产生的结果。李煜词中的意象运用丰富多彩,其中有"愁"意象、"梦"意象、"月"意象,这些意象的运用,有助于我们对李煜的词作深一层的了解。

北魏于神恩墓志所见鲜卑勋臣于氏家族之盛衰——基于阀阅流品视角的考察

关于新近公布的北魏于神恩墓志,学界考据成果斐然。若将视角切换至门阀士族和仕进体制上来,还会有更多收获。开国元勋的一流门资赋予于神恩非比寻常的仕宦资格,但梳理其履历,不难发现其仕途高开低走,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大致以宣武帝正始、永平之际为界,前段超品释褐、荣耀升迁,后段备受阻滞、持续低迷,个人境遇顺逆与其所出鲜卑勋臣于氏家族的盛衰基本同步,其从祖祖父于烈和堂伯叔父于忠居中发挥决定作用。该墓志堪称其家族发展史的高度浓缩,也是胡人姓族演变的生动标本,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借助士族流品制度的有形载体全面扫描志主的人生,捕捉其仕进轨迹的“异动”节点,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隐秘,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它与搜寻史志“异刻”现象探赜索隐殊途同归,都有助于迫近历史真相。

李煜词的美及美感

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五代词尤为特殊。李煜词句句真、字字情,凄清、婉转、感人,具有真实美、自然美和意境美的特韵,是古代文学中一颗瑰丽的明珠,具有极高的赏析价值。文学是一种"情学",五代词在"意境"的舒展后,"缘情"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以情感人,用情为文——略论李煜词的抒情性

词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先出现的是形式比较自由、灵活,语言朴素,感情真挚的民间词,后又出现了淫靡、妩媚的花间词。与花间词相对的南唐词,虽具有华丽的一面,但也形成哀怨、沉郁的风格。李煜就是在南唐词的基础上重新走上了民间词的抒情道路,开启了士大夫词的先河。他以抒情为重,感情充沛并尽可能全面、明确地表达出来,突破了传统写法。这与李煜的身世经历和性格有着无需言说的渊源,也与他别具一格的抒情方法和抒情方式有关。这就使李煜的诗形成了自己清新、自然、率真而又不失沉着之气的词风,他也成为我国词坛上屈指可数的一位词人。

雅俗并存的社会审美风尚对李渔词的影响

李渔的词集《耐歌词》是一部很好的文化载体,具有浓重的时代文化特色。李渔在清初文坛虽无显赫地位,但是他留给我们的350余首词作却展现了词人的心路历程,在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文章主要研究雅俗并存的社会审美风尚对李渔词的影响,尤其是俗文化对其词的影响。

论高力士与奸臣们的斗争——为高力士平反之四

安史之乱之主因,是玄宗朝的中后期奸臣们"紊朝纲"。《旧唐书》记高力士是奸臣们"紊朝纲"之"由",如此,则高力士是奸臣,要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但《新唐书》却认为高力士非但没参与奸臣们"紊朝纲"之行动,反而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只可惜"弗能除"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动而已,如此,则高力士是贤臣,不用负安史之乱的责任。孰是孰非呢?通过列举高力士与各奸臣斗争的史实,证明高力士是长期与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径作斗争的,确如《新唐书》所记,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从而纠正了《旧唐书》的错误,亦为高力士作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