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

李东阳以明确的文学理念、杰出的文学创作和身居高位的地位优势,领导茶陵派长达五十年,其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各个地方。李东阳的文学思想随着闽籍茶陵派成员的传播,带动了闽中文风的转变并推动了闽中文学的历史进程。考察李东阳与闽人交游及文学思想的传播,有助于深入茶陵派研究和地域文学研究。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

法式善尊崇李东阳考

法式善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蒙古族学者和诗人,官至国子监祭酒。笔者通过对法式善乾隆年间做馆一事的考证,揭示出法式善与富察家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法式善在嘉庆四年遭受贬谪的原因进行了更为贴切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发现和解读了法式善撰写的政治隐喻诗,并参证以其他文献资料,首次阐明了文学史上法式善崇奉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的政治原因。

明代台阁体诗派的消歇

台阁体的诗歌较其散文更为逊色,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台阁体走向没落,在台阁作家周叙那里已经初见端倪。随着茶陵派的兴起,台阁体诗派终于为主流诗坛所抛弃,这是由政治巨变引起的文体变迁。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

李东阳具有自觉谨慎的文学传播意识。他注意作品传播的偶然性,更重视必然性及传播接受效果。其文学传播意识是一种既注重个体效应、又关注社会效应的精品意识:力求以精品传世,尽量避免不满意之作外流;若此类作品流入传播领域,便设法补救。但是,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其中有些情形是难以预料、不能预先控制的。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李东阳与台阁体

李东阳从内容、功能、艺术风貌、文体分类等层面,较为全面、客观地探讨了台阁体的文体特征。李东阳对"三杨"台阁体推崇有加,既有沿袭,又有革新,且前者有甚于后者。就革新方面言之,李东阳引山林体文风入台阁体,试图调和二者,以纠台阁体末流之弊,虽收到一定效果,但最终未能挽救其覆亡之运。尽管如此,李东阳改革文风的发轫之功,仍不可磨灭。

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论李东阳《拟古乐府》诗的艺术创新

《拟古乐府》是李东阳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拟古乐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时人或后人所称赏。他的拟古乐府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艺术造诣上较之前代有了很多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诗史手法,名语迭出;二、奇旨创造,不蹈故常;三、内取达意,外求合律。正因为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李东阳的拟古乐府对明代乐府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茶陵派与“陈庄体”山林派之关系

明成化时期君庸臣怠,朝政沉闷胶着,士人普遍具有隐逸心态。茶陵派与陈庄体山林诗派风靡当时并交流密切,正是以此为社会背景和心理基础。同时,两大诗派在隐逸的目的、境界以及文学旨趣上又有分别。

论李东阳对李白的接受

李东阳是明代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对李白十分推崇和景仰。他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通过对以李白为代表的唐宋大家的接受和继承,以"轶宋窥唐"为明诗确立了发展方向,对明代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转变倾向

李东阳的诗歌创作既沿袭台阁体的面貌,也展现出一定的转向,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与七子派的文学主张相一致。其诗歌创作中别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元代诗人。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李东阳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由唐宋元兼顾转向以唐为主,同时宗宋的转向。

论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

作为茶陵派宗主的李东阳,在其流派成员中享有很高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身居显位,更是由于其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派中成员争相仿效。在李东阳创作生涯中,他的诗歌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居首位。李东阳诗歌的情感取向主要是:闲适平和中的郁郁之气,逸情怡乐中的悯世情怀,日常情感中的真切自然和委曲求全中的苦闷心态。从其诗歌的情感取向可知,他既有对台阁体的继承与模仿,又有对台阁体的纠偏与抗争,其诗歌成就在明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李东阳评价

李东阳是明朝中期内阁首辅,既是诗人,更是政治人物,但政治上颇具争议。其虽也有一些作为,但没有砥柱中流的本领,不是救时的宰相,只能依附强力人物,与时浮沉。虽其品德清廉,守住了为人、为官的底线,不是助纣为虐的奸臣,更没有主动害人、乱政,虽与刘瑾等同流却没有合污,但其对正德年间朝纲紊乱却要负有主要责任。因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内阁首辅。

李东阳复古文学思想探析

在明代复古文化背景下,李东阳的文学思想蕴含着诸多复古因子。其复古文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性:兼师众人之长,自铸一己风格;注重诗音乐美,恢复言情本质;以复古为通变,探索文体革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代中期文风转向的趋势,对“七子”的崛起及明清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其还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

王崇炳与李凤雏交游考

王崇炳与李凤雏为清初东阳学人代表,一为乡学领袖,一为一时之才,二人同乡兼同窗,以文字、精神相砥砺,个性不同,志趣有异,各自演绎了不同的人生,然而彼此尊重,相互倾慕,不妨碍成为终生知交。以李凤雏出处行藏大略为线索,梳理二人交游始末,或可部分还原清初东阳学术、文学发展概貌,探寻布衣士人在不同人生轨迹下的不同心态。

论茶陵派诗文的湖湘地域特色

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其诗文具有较为明显的湖湘地域特色,这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内容上的地域特色,主要包括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情风俗、特色产品四个方面;其二是精神气质方面的地域特色,主要包括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和淡雅气质。

李东阳和“楚地三杰”

明朝中叶,湖南人李东阳、刘大夏、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他们都是朝廷重臣,大权在握,对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社会的安定,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明朝的历史,研究明代湖南人才,就必须了解“楚地三杰”。

论李东阳的“吏隐”

“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其仕宦与隐逸的折衷之举,是其为自己寻找的一身处台阁的“山林”精神家园,折射出了其思想深处“吏”与“隐”的矛盾。其“吏隐”,虽招致了时人的非议,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