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导读书目与导读思想

梁启超是开启近现代目录学研究一代风气的启蒙人物,他对导读书目的研究分成了西学书目与国学书目两大类型,并形成宣传西学与推崇国学两个明显的历史分期。梁启超开启的导读书目范式更加强调对读者、读物、读书法等的关注,带有突出的读者服务意识。梁启超的导读书目根植于中国目录学传统,开创了解题兼导读的新型书目,导读的范围兼涉中西,体现出明显的致用属性。

梁启超的文明观

“文明”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厥功至伟。从清末到五四,梁启超的文明观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变法时期,他以“文明”为社会进步的方向,视法律为文明的基础而呼唤变法。流亡日本时期,他受福泽谕吉文明论的影响,以“文明”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倡言以“新民”促进中国的文明化。他晚年著《欧游心影录》,其思想关切从为国族“富强”而追慕西方现代文明,转向回望中国传统,从孔老墨寻求人的“安身立命”的人生意义。他的思想旨趣,亦从以现代化批判传统,转向以传统批判现代性。晚年梁启超论及“文明”,已不再是以西方为典范的单数文明,而是以平等视点中的复数文明论述中西文明问题,主张中西文明互鉴互补,再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这种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再造新文明的新文明观,表征着五四后一种新启蒙思想的兴起。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的变局观念与史家自觉——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李鸿章》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付诸实践的成果,也是晚清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标本。梁启超根据进化史观,基于“过渡时代”的视角,纵论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和成败得失,揭示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大势。该书体现了一种新型“史识”和史家自觉,反映了梁启超对晚清士大夫“变局”观的承接和超越。梁著及相关文本开创了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贯通论述,对于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近代教育改革。在教学宗旨上,把时务与治学相结合,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和教学当中;在教学方法上,把书院与学堂相结合,既继承传统书院的箚记、面授答疑、讲学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制度,又吸收了新式学堂面试招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运用近代教育技术及教学方法的新制度。这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

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常被视作文学功能论而被轻视。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梁启超“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作为世界的文学”三个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和有机联系,影响深远。

维新派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初建的标志之一,外国文学学科在近代国民教育思潮演化与国民教育变革当中应时而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人对西学价值和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民教育变革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对国民教育有深刻的论述,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引入了作为西学的“外国文学”,其思考和实践为日后国民教育中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容纳、拒斥与回归

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卢梭的影响是深刻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以及“卢梭与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卢梭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梁启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态度大体经历了由容纳、经怀疑、而后拒斥、最后又回归的转折,这一转折也与梁启超自身政治思想的演进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国家思想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多变与两歧,既回应了急速迁转的转型期政治情势,也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展开留下了多元的思想遗产。不过,即便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的国家思想历经多次变化,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却在流变中保持着内在统一,他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共性国家。

从“瓜分”论到“帝国主义”论——梁启超关于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1895—1905)

梁启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对列强侵略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有形—无形瓜分”论,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手段进行深入剖析,得出“无形”更惨于“有形”的结论,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之后,随着欧美日本政学界“帝国主义”论的盛行,梁启超不仅将之输入国内,而且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西方“帝国主义”论旨在为列强殖民侵略辩护不同,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则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在借鉴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相关概念的同时,摒弃其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尤其强调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与其“有形—无形瓜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延续性。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阐发,构成了此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际局势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话语,在当时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现代伦理形态的发展与建构——基于梁启超新民伦理的研究

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场域的深入传播,梁启超展开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思性审视,开启了寻求社会现代化和新民人格的实践探索。梁启超主张伦理观念应当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学和现代西方伦理学之间的文明互鉴。梁启超的新民伦理含有三个维度的伦理观念,即“国家认同类”“社会合群类”和“个人自觉类”,且三个维度的价值取向之间互补相通,形成了一个立体而有深度的伦理观念体系。这些思想智慧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包容性、平衡性和全面性的伦理体系,有助于指导个体在中国近代复杂的伦理抉择中找到契合的实践方向。梁启超关于新民伦理的思考与探索,对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完善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现代伦理话语的推进以及现代伦理理论的建构给予了重要启示。

梁启超与金泽荣诗歌的民族主义特质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金泽荣的诗歌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三种特质。第一是爱国之情与民族意识的融合。梁诗与金诗蕴含浓厚的爱国之情,但这种情感因融入了民族意识,而与中韩古代诗歌中的“爱国”有了本质区别。第二是归属情感的表达。民族成员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对祖国怀有情感上的归属。梁启超和金泽荣在诗歌中通过对思乡怀亲之情和忧国忧民之志的书写,表现出内心的归属情感。第三是反抗色彩的体现。近代民族主义在遭遇外部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产生了反抗性特质,这种特质在梁诗与金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二者的反抗对象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其反抗目的却分别为变革维新与主权恢复。

梁启超旧藏《憨山法师手书遗偈》考释及美学意蕴探析

梁启超先生旧藏《憨山法师手书遗偈》系珍贵的明代书画类文物,现藏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大陆学术界鲜有对此件文物的相关考释,对该文物从定名、文义、题跋、钤印等角度进行考释,并从书法风格、哲思意境、诗歌韵味、时代精神诸方面分析其中蕴含的美学意蕴,或可对文物本身乃至憨山德清、梁启超思想生平研究有所助益。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

循着胡适日记、书信、少时创作及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梁启超著述及文章在少年胡适文学观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秉承“实用文学观”,把文学创作视为“新民”工具,从社会教化角度进行价值评判,渴望效仿梁启超借言论影响世道人心;为使文章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胡适则学梁启超让读者跟其思想走,在创作中积极贯彻“读者本位意识”,使文章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应;依托当时形成的特定集体阅读机制,梁启超的文章及思想也促成了胡适“少年气质”的养成,帮助少年胡适开启新的学术眼界。

论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观与方法论——以《历史研究法》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随着“新史学”浪潮的迭代推进,我国传统史学不断与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结合,研究路径由此推陈出新,最能代表20年代史学学科化的新史学“研究法”著作莫过于梁启超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何炳松编译的《历史研究法》。系统比较三本史著中蕴藏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价值论,既能窥见20年代新史学史家对文明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鲁滨逊“新史学”等史学理念的批判发展,也能察觉出传统史学回归融通的趋势,发现史家在新与旧、中与西,求真与致用,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平衡,建立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所作的尝试,从而站在史学近代化的整体的发展历程中,加深对20年代这一承前启后时期的认识。

人治下的法治:梁启超法治主义的憧憬与幻灭

梁启超的法治主义,是一种法政主张,以及促进中国近代民主与法治发展洪流产生的进步思想。梁启超的法治主义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穿行,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法治主义,是承载反专制思维和意识的法治主义,也是最终改弦更张地从反专制到求开明专制的法治主义。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也可称为“人治下的法治”,本质上希望通过行人治的方式,实现一种训政下的法治;通过强势政治人物的法治意识觉醒以及威权统治手段,来实行法治;通过建立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体制机制,达到威权统治和保障人民权利并重的法政局面。人治下的法治,是一种美好的过渡时期的法治设想,也是一种美好的政治设想,只不过,这样一条法治主义之路,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走得通。

论梁启超对卢梭联邦思想的容斥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近代中国政制设计的重要方面。作为新旧古今之交的政治理论家,梁启超为近代中国的国家结构贡献了初期设计方案,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形成过程中,卢梭的政治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卢梭的联邦思想符合梁启超地方自治的问题意识,故而梁启超曾容纳卢梭的联邦思想,推崇其为近代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对联邦制认识的深化,梁启超逐渐拒斥卢梭的联邦思想,由地方自治转向中央集权。其后,出于时势需要,梁启超再度回归联邦主义,提倡联省自治。廓清梁启超的联邦观及卢梭的影响,有助于探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早期方案,并追溯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思想渊源。

在“小我”与“大我”之间——梁启超“过渡时代”的“自我”观念

梁启超的“自我”观念,具有“小我”与“大我”的二重性,并充分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在其“过渡时代”的论断下,梁氏辗转于对“我”之自由的呼吁、对“群”之进化的关切以及对世界主义前景的展望之间,自我的多重面向由此在个体与社会、国家、世界的一体化理想中展开为矛盾、冲突与调和的过程。梁氏对群己平衡的追求在其1903年旅美之后的思想转折中被打破,其并非否定个体自由,而是将对个体自由的限定作为个体实现未来自由理想的过渡。中国近代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特征,即是在挺立“自我”的同时,又在“小我”与“大我”、启蒙与救亡之间踟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之间取舍。梁启超徘徊于群己之间,亦正反映出他试图重新定义“群”与“己”,并平衡群己关系的艰辛努力与有益尝试。

“隐身的盟友”--论梁启超、朱光潜释陶渊明的同一性

梁启超和朱光潜都曾对陶渊明有过深入的研究,在释陶时,他们表现出诸多共同点:关注陶渊明的时代、性格和地位;从“情感论”的角度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强调陶渊明思想中“儒多于道”,他们的解读为塑造陶渊明立体的形象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材料支撑。这些共性的出现与他们重视从文学层面解读陶渊明及其创作,以及二人在释陶过程中隐射自我等有关,这提醒后世学者们要注意多角度、多层面地对陶渊明其人其文进行探索。

论梁启超与胡适“戴震学”阐释的同尊异由

1920年代,在科学玄学论战的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同时提出了对于戴震学术的新阐释与新发明,一称戴震的治学方法已然具有西方科学精神的雏形,二谓戴震哲学具有西洋现代哲学色彩,共同推动戴震形象向“科学家”“哲学家”转移。两人对于“戴震学”的新阐释存在着不同,梁启超重“情感”,胡适主“知识”。这不仅体现出二人学术及思想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术现代化思索的多歧性。

论儒家诚信道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的关联——从梁启超重视私德的思想转向谈起

梁启超的公德论为人们所熟知,他倡导塑造国民公德的《新民说》在近代产生了极大反响。学界不乏论述儒家诚信道德的现代意义者。儒家强调个人从本心出发秉持诚信,而按照梁启超对于公德与私德的划分,儒家诚信道德属于私德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不是一味推崇公德,他的思想经历了由重视公德到以私德为“第一义”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源自于他对破坏主义进行的全面反思和批判。他在关于私德必要性的论述中言明儒家诚信道德的重要意义。儒家诚信道德虽然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但其作用却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深刻影响着社会整体。梁启超认为破除中国原有个人诚信之德的做法并不可行。这表明在公德为私德之推的意义上,个人诚信之德与现代公民道德具有高度的配适性。